苗炜：我在暧昧的日本

　　5年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穿梭巴士上，寥寥几个乘客，只有两个东方面孔，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然后双方都把目光移开。下车的时候，我们同时走到门前，互相谦让，但没有对视。我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干净的衬衫、得体的西服便装，而我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3年前，在西藏的一辆大巴上，导游自我介绍：“我喜欢户外运动，我还是一个音乐人，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我作词的歌曲，叫《血洗东京》。”他扯开嗓子唱起来，我对他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夜晚扎营，我们去镇上吃饭，他在营地里守望，点燃酒精炉：“吃完饭回来喝咖啡。”两小时后我们回到营地，他还在摆弄那个酒精炉，这里海拔太高，水烧不开，所以没有咖啡喝。但我感觉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笨拙的炮兵，已经打到了樱花烂漫的上野，却没有发射出一枚炸向东京的炮弹。

　　日本这个国家在我脑子里并不存在。比如说，某个朋友告诉我，他去德国的图林根州瓦特堡参观了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那个小房间，尽管我没有去过那地方，但我会动用自己全部的想象力来想一想那个房间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会搜罗一下马丁路德的事迹和圣诗，神游那么一会儿。这样的神游让我去过非洲和巴西，但我从来不曾神游日本。这个国家以一种顽固和特定的形象印在脑袋里，他曾向你学习，然后超过了你，他就像一面镜子，你俯身上去可以看到镜中的富士山和鲤鱼旗，把镜子拿远一点，那些风景与传说就消逝在一片云雾之中，只要观望，就会对照自己。

　　我很小就意识到这种不适，那时候电影院里没几部电影看，《甲午海战》最后那段邓世昌要撞沉“吉野”，我自恃以前看过一遍，自作聪明地大喊：“快放鱼雷。”旁边的兄弟连忙捂住了我的嘴，好像全电影院的观众都要奔过来暴打我这个小贼。后来这段甲午海战的故事被演绎了许多次，有电视剧，有历史书，越看越百味杂陈。

　　事实上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依稀记得柳海光、容志行那几届国家队，赢日本队两个球不在话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展职业足球，也都派孩子去巴西留学，没两年的光景，我们就赢不了日本了。1996年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谁都知道那将是场默契球，最后一分钟，相马直树一脚射门，咱们0∶1输了。相马直树表情诡异的笑容，让无数球迷难堪。当时我还写球评，煞有介事地分析为什么我们的足球被日本人赶超，后来才看到刘大杰先生1936年发表在《宇宙风》杂志上的文章，那一年我们的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100多人的代表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刘大杰先生感叹，中国是身体衰弱的世家子弟，日本是强壮野蛮的农村青年，西洋文明这一针打在身子骨硬朗的日本人身上有效果，中国衰弱的体质挨上一针没准儿就送了命。

　　作者: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