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强：中国足球的暗淡日子 一份体制外的温暖

　　国奥队在沈阳迎来了自己的亲人，这份温暖一定会化做比赛的动力。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英文总是在一开头就写“我妈说……”“我哥哥说”，而不是“莎士比亚说……”或者“邱吉尔说……”我就这样告诉他们———只有亲人的话才值得引用，因为亲人最真实，也最可信赖。

　　长年与队友、教练和领导在一起生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缺乏信仰和“核心价值”的年代，相互间关系的决定因素仍只是冰凉的“利益”。我们曾有意不把守门员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太容易在长期集训中引发矛盾。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足球界，外国教练带来了技战术之外的东西有时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我们记得，当威尔金森知道中国球员在训练之后不能回家之后，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很快就变成了鄙视。我在

新东方教书的同事告诉我，1994年他在利比利亚维和的时候，联合国为了害怕他们染上

艾滋病，总是定期在大会议室里分发避孕套，发到中国军人时，我们的干部会说：“It is not necessary！”那种斩钉截铁的态度不容你有半点质疑———“我们不需要那玩意！”鬼佬们马上对我们的军人刮目相看，以为我们对艾滋有着天然的免疫力，我的同事匆忙解释：“No,I mean,we donapos thavesex！”(我们不做爱！) 当美国人在越战期间扯出“Make Love,not war”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仍然以“灭人欲”为无限的光荣，所以为了成绩长期集训，忽视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在我们的环境中依然有着顽强的传统。几年前，当我目睹一次三天的假期终于变成一次“积极性调整”的时候，我倒愿意把这看做是一种文化上的冲撞。一群正值青春的大小伙子被强行从亲人、爱人身边夺回来，必须结伴同游上海乡下，你不得不佩服这群男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境界。而那次出游的“导游”正是今年这场亲人聚会的主持人李晓光。

　　过去十年来，李晓光从逃离体制到再度回归体制，这段经历恰好匹配一个个性十足的老头杜伊，一个挽着老伴儿在

意大利集训的小镇上浪漫的老头儿，和一个想家心切以至落泪的多曼斯基，给了我们中国足球界一道“人”的风景。李晓光领来姜晨的妈妈，让她问杜伊为什么给自己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桑德拉奇”。杜伊当着姜晨和姜妈妈说：“因为桑德拉奇是塞尔维亚足球史上的最佳射手！”在这样的聚会上，虽然没有战术，但却都是战术。

　　美国使馆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每年一度的表彰大会都会邀请获奖者的一位亲属来出席，亲眼目睹领奖这一“盛况”。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个奖项并不输给“奥斯卡”。在家人的目光下，得到单位的认可，这份骄傲也许会永远保留在自己并无多少光亮的生命中。

　　在中国足球遭受失败的暗淡日子里，我仍然感动于这种温情。这个国奥亲人聚会多少带有些体制外的特色，因此也就愈发显得珍贵。也许我们的国奥队最终并无法在奥运会实现什么突破，但回顾以往的时候，记忆里仍会有许多美丽。

　　写下这段文字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成绩只是对领导才真正重要的。 (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