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体育》商子雍：龙王的罪己诏呢？

　　过去都说搞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现在呢？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当过大学副校长，另一位副主席杨一民有着“博导”身份，就连那个级别不高、本事不小，硬是能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把中国女足搞得乱哄哄的李飞宇，手里也攥有一张德国文凭呢！面对这样的角色，你还敢说搞体育的人“头脑简单”吗？

　　不过，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尽管谢亚龙等人在体育这个层面上也许头脑并不简单，但换个领域，他们的头脑怕是就不一定能依然保持不简单的状态了。比如，他们知道罪己诏这么一种玩意儿吗？他们能不能以此为镜，来明得失、知正谬呢？

　　诏书者，皇帝颁发的文书是也；而罪己诏，则是皇帝进行自我批评的诏书。或有人问：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君权号称来自神授，所以，皇帝凌驾于万民之上，手握生杀大权，被尊为一言九鼎，是顺理（按：自然是封建主义之理）成章的事儿。在这么一种独裁专制的环境里，难道会有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吗？还真的有。从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到明、清朝的崇祯、顺治，甚至包括声名显赫的汉武大帝，都曾经下过罪己诏。特别是清顺治皇帝，临终之际，还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归纳了14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

　　当然，你可以说，封建时代皇帝的“罪己”，目的是在于收拢人心，以延续其独裁统治。但尽管如此，颁布罪己诏，仍不失一种比较高明的做法。今天呢？官员受公民委托，临时掌管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公共权力，在掌权期间，他们理应殚精竭虑，服务公民。也因此，公民对官员实施监督，官员因失误深刻检讨，就都是民主社会中应有的常态。

　　行文至此，当然应该把话头转到对中国足协的思考上来———在这个机构的周围和本身，是不是有着民主社会所应有的常态呢？公民的监督有，像记者穷追不舍的采访、球迷怒不可遏地高喊“下课”都是；但官员的检讨呢？谁听见过！

　　短短几年里，仅仅是在中国女足的建设上，中国足协曾出过多少昏招、干过多少蠢事！前后几任中国女足主教练张海涛、裴恩才、马良行的沉浮内幕，固然局外人不十分清楚，但造成的不良后果却显而易见，对此，足协当然难辞其咎。但主事者不说深刻检讨，连个认错的表示也从来没有过。看来，中国足协在“罪人”上颇有一套，他们整女足教练的风、整女足球员的风，连一个副处级的领队李飞宇，都敢欺上瞒下地开除球员；可在“罪己”上却觉悟太低、水平太差，尽管失误连连，也从来不向球迷道歉、检讨。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连某些封建皇帝也不如。

　　特别让人吃惊的是，在广州四强对抗赛的赛场上，面对“谢亚龙下课”的吼声，据一家媒体介绍，这位已经离场的谢副主席竟然又冲了回来，“挑衅般仰面看着上边的球迷”———动作倒是很有个性，可就是少了点儿“罪己”的觉悟、少了点儿对公民监督的认同。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上面这句话，我看应该抄送谢亚龙副主席；当然，在中国足协的历史上，只知“罪人”而从不“罪己”的，也绝非谢副主席一人，那位把中国足坛搞了个乱七八糟的阎世铎副主席，不是在离任以后还大言不惭地著书宣称“忠诚无悔”吗？

　　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