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魏必凡：她们告"魔鬼教练" 其他人告谁？

　　年度话题　体制之伤

　　孙英杰、艾冬梅、郭萍、李娟、邹春兰，她们曾是闪耀体坛的冠军人物，她们曾将自己最美好的花样年华奉献给了中国体育事业。然而，当他们告别那段莺歌燕舞的光辉岁月时，却立即身处无所适从的困境当中，并彻底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还有许许多多的退役运动员，没有学识、没有文凭、没有谋生的专长，甚至连身体都是残缺的，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许不会好过艾冬梅、邹春兰们，艾冬梅她们有王德显可以告，一旦胜诉，她们可能获得数万元的“及时雨”，但其他人的“魔鬼”在哪里呢？退役运动员残酷的生存状况，究竟是谁之过？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魏必凡

　　邹

春兰是个“幸运儿”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最看重的就是奥运冠军，奥运会造就了一批超级体育明星，他们成为了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代表。一块奥运金牌足以让运动员一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国家体育总局、地方体育局和社会企业的奖励再加上广告费，这部分加起来就动辄数百万，不仅如此，这些奥运冠军退役后还能直接上名牌大学以及分配到不错的工作。

　　不过，奥运冠军毕竟是少数，中国竞技体育中，除了职业化程度较好的足球、篮球和被称为国球的乒乓球等少数运动，大部分运动项目如果运动员在职业生涯内没有拿到奥运冠军，那么他们退役后的日子大多会很艰难。

　　注意，只有奥运冠军才是一名运动员的保障，亚运会和其他单项世界级比赛的冠军对运动员未来生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当然，全运会的冠军倒有可能例外，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2006年3月，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因生活所迫而在浴池当搓澡工一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翻开邹春兰的职业履历，可以看到一串骄人的成绩。

　　1987年，全国举重冠军赛44公斤级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一名。

　　1988年，全国举重冠军赛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挺举、总成绩破世界纪录。

　　1990年，全国举重冠军赛打破48公斤级全国纪录。

　　1993年，由于伤病，邹春兰退役。退役后的邹春兰曾在吉林体工队女子举重队食堂工作过一段时间，2000年被食堂辞退。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邹春兰目前在一个小浴池给人搓背维持生计，月收入不足500元。

　　最让邹春兰自卑的不是她的搓澡工身份，而是自己身体上带有的男性化特征。由于运动员时期服药的缘故，邹春兰很多地方都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小腿上的腿毛很重，声音厚重、沙哑，皮肤像男性一样粗糙。为了保持女性特征，邹春兰需要不断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这让她花费了不少钱，但却收效甚微。现在，每隔两三天，邹春兰清晨起床后，她都要照很长时间的镜子，拔掉嘴边冒出来的胡茬。

　　邹春兰现在的住所是一间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除了床，一张茶几占据了房间的最大面积，上面放了一台小电视，旁边有一袋鸡蛋。“长时间吃米饭白菜，实在受不了，就炒两个鸡蛋解解馋。”

　　偶尔，邹春兰会摆弄一下她的14枚奖牌，这其中就有四枚全国金牌，“有些漂亮的金牌让亲属要去了。这些奖牌曾让我自豪，但现在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

　　在邹春兰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各方面终于开始重视，9月4日，由全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无偿捐助洗涤设备的伊好洗衣店长春市邹春兰店开业。“冠军搓澡工”邹春兰成了邹经理。但受到关注的，只是这个个案，和其他人相比，邹春兰是个“幸运儿”。

　　刘菲，1979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98年获得在俄罗斯明斯克举行的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此外还获得过7项全国冠军。2000年退役，至今无正式工作。

　　“我现在真是后悔走上体育这条路。鲜花、掌声、鲜艳的红旗已经离我远去。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我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

　　比起邹春兰与刘菲，前世界举重冠军才力更为凄惨，他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才力的职业生涯可谓无比辉煌，他在男子举重无差别级中获得世界冠军20余次、全国冠军20余次，却独缺一枚奥运金牌。退役后，才力只能当辽宁省体院的门卫。运动员时期才力的项目是举重无差别级，这导致了他退役后身体过度肥胖且落下了满身的伤病，微薄的收入让才力得不到较好的治疗。2003年5月31日，因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大脑供血不足的才力在昏迷中睡去，年仅33岁。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剩下300元钱，桌子上放着一碗没喝完的白菜汤。

　　孙英杰：王德显“毒打队员、侵吞工资”

　　孙英杰是王德显最得意的弟子，然而恰恰是孙英杰最先同王德显决裂。去年八月，

石家庄全国田径锦标赛开幕之际，孙英杰给王德显留下一封长信，悄然出走。随后，孙英杰向媒体披露王德显“毒打队员、侵吞工资”。一个月之后，王德显三名已退役的弟子艾冬梅、郭萍、李娟在律师的陪同下联名将他告到了北京海淀区法院，要求王德显将其声称“暂时替队员保管”的五万元钱款予以返还。在媒体的介入下，“王德显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0月，王德显与弟子现身央视《大家看法》，双方各执一词。

　　“王德显对我稍微不满意，就会用秒表带、皮带、电棍打我，有一次把我的锁骨都打裂了。”让孙英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5000米决赛前，他逼我吃生牛肉，我胃口不佳吃不下去，他就扯住我的头发打，我出于本能挣脱，他狠命一拽，结果把一缕头发与带血的头皮拽到了地上。”

　　对于弟子列举自己的“暴行”，王德显矢口否认，“我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实。作为教练员我的训练方式是严格的，在女子中长跑这个项目中，你不严格要求就出不了成绩。要说我用皮带、电棍打她们，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她们说这些话我很痛心，她们怎么能编出这些话？”

　　孙英杰的话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同是王德显弟子的艾冬梅、郭萍证实，王德显训练方式严厉得近乎残酷，被“暴打”也是家常便饭，“他要是好起来，对你会特别关心，他要看不上你这个人，就会把你整死。他生气时会把汽车的三角带系起来，缠成大疙瘩打我们，还会用汽车油门的线(里面是钢丝外面是皮管)来打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用电棍，是那种充电的，一开开关就会嗞嗞响，我们队的所有队员都被电过，电完之后身上都留有红色的点状斑迹。”

　　艾冬梅：发誓不让孩子练体育

　　同孙英杰不同，如果不是因运动员时代落下残疾以及退役后生活极度艰难，艾冬梅、郭萍或许不会同王德显对簿公堂。

　　1981年出生的艾冬梅在14岁小学毕业后入选火车头马拉松队，师从王德显，2003年退役。在职业生涯中，艾冬梅最辉煌的成绩当属1999年北京马拉松赛冠军，此外，艾冬梅还曾获得大连马拉松赛冠军和日本千叶马拉松接力赛冠军。退役后，拥有“国际健将”称号的艾冬梅拿到了华东交大某专业的挂名本科学位。此后，为了找到工作，艾冬梅学习过电脑，随后又在老家通过熟人介绍去卖手机，过了不久又来到北京打工，在柜台做销售导购。“由于没什么专业知识，脚上又有伤，每项工作都干不长，这几个工作加在一起赚了800块钱。”艾冬梅表示。

　　2005年艾冬梅结婚，丈夫是她曾经的陪练，现在也已经退役，两人的女儿目前8个月大。丈夫在农村，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自己每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元，这让艾冬梅应付日常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我现在只敢给孩子买便宜的奶粉。”

　　为了节约开支，艾冬梅甚至将自己的手机也停掉了。

　　“以前是身体苦，现在是生活苦。”艾冬梅表示当运动员时再苦也只是自己一个人，但现在看着孩子受苦很心疼。对于曾经热爱的体育事业艾冬梅如今已没有丝毫眷恋，“我发誓，以后哪怕要饭也不会让孩子再练体育了。”

　　郭萍：以后可能坐轮椅

　　比起艾冬梅，郭萍的境遇更糟糕。从1995年进入火车头马拉松队到2002年因伤离队，7年的运动员生涯让郭萍落下残疾，脚趾严重变形。“我入队时骨骼发育尚未完全，再加上高强度的训练，十个脚趾中的六个都已经严重错位。”郭萍脱下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脚趾都不是在同一平面上，而脚掌中上方的那块骨头凸出几乎形成一个直角，“我现在就是一个残废，从2001年起骨头开始慢慢变形，疼的时候打一针封闭，好了再练，疼了再打，最后脚烂透了，骨头变黑了。”郭萍捏着变形的脚趾头说它们没有任何知觉。

　　郭萍说自己谈过三个男朋友，但全都“吹”了，“我谈过的朋友，他们都带我去看过脚，医生说‘这女孩以后可能得坐轮椅’，第二天他们就跟我说分手，现在的人很现实，也没什么不对，我估计我一辈子就这样了……”

　　现在，艾冬梅和郭萍都处于无业状态，从去年9月开始，火车头马拉松队下发给她们的工资从每月800元下降到300元。如果王德显替艾冬梅和郭萍暂时保管五万元钱款一事属实，那么那几万块钱对目前生活捉襟见肘的艾冬梅和郭萍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有那几万块钱，我可以开个小服装店，郭萍她想开个打字店，我们就想过个日子。”

　　举国体制or读训一体化

　　占据着奥运会60多块金牌的举重、柔道、摔跤等重竞技运动项目，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中的重中之重。但同足球、篮球、乒乓球等一些热门项目相比，重竞技运动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

　　“如果从事重竞技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不能获得奥运会冠军或者全运会冠军，他们退役后日子肯定难过。”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对这种现象，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只能无奈地表示：“这是市场的选择。”

　　举重、柔道、摔跤等重竞技运动是一些训练起来既艰苦又乏味的项目，中国从事重竞技运动的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吃苦耐劳。这些农村孩子选择重竞技运动最大心愿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一辈子呆在农村。

　　“农村教育落后，孩子书读不好，当运动员对他们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考虑的重竞技项目。这样，他们出成绩的机会就大一些，而一旦出了成绩，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改变自己、乃至全家人的命运。否则，他们就只能种地或是到城里做个民工。”一位柔道教练这样说。

　　雅典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来自云南农村，全家7口人的生活曾经只靠父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父亲为补贴家用，干过木工、铁匠、屠夫。让儿子练举重，是这个家庭为未来所做的最大一笔投资。为给张国政补身体，家里养了30多只鸡。所幸的是，张父的投资成功了，雅典奥运会后，张国政的各种奖励总计超过了100万元。

　　同样的还有远在山东招远市齐山镇马家村的马云敏，她再也不用为还债发愁了，她的女儿刘春红获得了一枚举重金牌，奖金足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

　　可像张国政、刘春红这样改变命运的农村娃能有几人？如果没有获得奥运会或全运会金牌，大多数重竞技运动员退役后会相当凄惨，没有文化、满身伤病，这让他们找个工作都很困难。

　　一些专业人士指出，目前，重竞技运动员退役后之所以生存状况堪忧，与我国现行的奥运战略、全运战略有直接关系。很多地区的领导及教练把全运会、奥运会出成绩、拿金牌当做部门和个人政绩的表现，这种思想直接导致现行专业化训练体制弊端的产生。一个运动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只要有一个人出成绩，拿奥运冠军、全国冠军，那么教练、领导就有成绩。至于其他大多数没有出成绩的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出路问题、后半生的生存问题，则是需要运动员自己解决的。

　　对于没有出成绩的重竞技运动员而言，他们退役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基础薄弱，且没有一门专业的谋生技能。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邓亚萍联合马俊仁等14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希望国家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这些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在国外，“读训一体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美国的绝大多数运动员都出自各大学，但在我国的实施却面临着“举国体制”的严重束缚。很多教练认为，运动员训练与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兼顾，肯定会影响其运动水平的提高。

　　退役就业安置，各省情况不同

　　年龄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安置政策有直接关系，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是作为“代价”和“基石”被牺牲掉的。

　　专业化的训练体制使一些运动员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项目外，退役后基本上成了“废人”——没有文化知识，不了解社会，四处碰壁。金牌战略使一些教练员在训练时往往不顾科学规律，超强度训练，使很多运动员伤病缠身。在成了“文化知识废人”的同时也成了“身体的废人”。

　　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六部委在2002年联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为运动员提供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机会，积极为退役运动员创造就业岗位，体育行业新增就业岗位要优先选用退役运动员，积极引导并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区体育服务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以及基层体校教练工作。

　　不过，六部委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仅仅只是一个意见，不是法规，因此各个省市具体实施起来情况却各不相同。在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但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市实施起来却很困难。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4年发布的《广东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办法》中规定，凡获得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亚运会奖励名次，亚洲赛集体前六名、个人前三名，全国最高水平比赛集体前三名、个人第一名，德才表现好的退役运动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省体育局审核，报省人事厅批准录(聘)用为干部的，按干部进行就业安置。获得奥运会前八名，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六名，亚运会前三名，亚洲、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单项冠亚军、集体项目前三名的退役运动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和工作需要选择在广州或其他城市安置就业。

　　广东省体育局一位主管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领导表示，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上，广东省是全国做得比较好的省份，“各省市的情况都不一样，得根据各自的财政状况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

　　同样是体育大省的辽宁省，退役运动员安置形势就严峻得多。位于沈阳城南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培养出孙福明、王楠等多位奥运冠军，被誉为“金牌的工厂”。每年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都有大批运动员退役，其中全国冠军以上资历的就有七八十人，而学院691个工作编制早已严重超编，学院已不可能再给退役运动员安排工作，他们只能到社会上自谋职业。

　　目前，全国每年退役的专业运动员有3000到6000人，其中有40%左右难以按时适当安置工作。

　　一些专业人士提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退役运动员出路问题，必须从改革专业化的体育训练体制入手，有计划、有步骤地走体育职业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