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天，一个70岁的老人缓步迈进训练局游泳馆的大门，他想看看队员们训练。

　　恪尽职守的门卫拦住了他，若想再进一步，老人必须告知自己找谁。“这样吧，除了你以外，我找谁都可以，游泳馆里总还是有人认识我的。”想了半天，老人温和地对门卫说。

　　老人叫穆祥雄，鬓角花白，鼻梁宽硕。上世纪50年代末，二十出头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次打破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人称“一代蛙王”，导演谢添的电影处女作《水上春秋》便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如今，和穆祥雄同一时代的中国体育拓荒人，在训练局东院的一角有一个布置简洁的活动中心。他们在这里练歌、健身、打球、下棋，但却不允许随意出入训练场地。偶尔的，结束训练的队员打闹着走出训练馆时，会和同一个院区里的老人们擦肩而过。当30年代遇上80和90年代，前者还能认出后者，后者则全然不知前者。

　　半个月来，我们行走于两代人之间，总感觉似乎缺少一座桥梁，来弥补这层历史的断档。如今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中国运动员，往往看不到台下那些遍布青苔的基石。基石默默无言，基石隐隐于形。后来人并不了解他们的荣耀，也不知道他们的低潮。

　　1954年，穆祥雄随中国游泳队远赴匈牙利求学。抵达后的第一场摸底测试中，4个全中国最快的男子泳将进行100米接力，每人轮流游2次，最后竟输给匈牙利的一名女子800米队员。

　　1955年，中国体操队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中第一次亮相国际赛场。率先在鞍马项目中出场的吴树德非但没有“一马当先”，反而在第一个动作中就“马失前蹄”，狼狈不堪地跌落下来。当下一名中国运动员出场时，裁判已经只顾喝着自己的汽水，看都不往赛场里看。

　　什么样的国家实力，常常就有什么样的体育成绩。对比起来，中国体育第一代人的肩头压力要远大于今天的运动员。他们不计血汗换回的奖牌，展示和证明的除了一小部分个人荣耀，还有一个国家的人民面貌、建设气魄、革命能量……当一个新兴政权急需获得世界的认可与敬服，体育便成了举国体制作用下最行之有效和立竿见影的手段。而半个世纪之前对国际体育形势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运动员就承载着这样的政治任务。

　　后来的世界，瞬息万变。前辈们用微笑封存身后的脚印，寂寞却还是刻进了他们的皱纹。基石之上行走稳定的中国体育，没有谁可以身在局外。我们想用一些力所能及的回忆，唤起新生代对这段历史的敬畏，以及前辈们对这种敬畏的感知———

　　其实，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