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受哥们儿意气的影响很多，钦佩为了朋友赴汤蹈火的侠义之士。我时刻提醒自己一个朴素到了愚昧的道理是，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否则就不是个人。没有霍顿，就没有我的今天。

　　所以，2000年霍顿与上海浦东俱乐部老板卫平发生肢体冲突之后，我内心陷入了很大的矛盾。这是霍顿来中国后做得最糟糕的一件事。但当卫平后来心平气和地给我提出在上

海发展的几个选择后，我还是向老板说了谢谢，毅然回到了北京，迎来了半年左右的失业。我对卫总说，这份工作是霍顿带给我的，所以，他走，我就必须走。

　　严格意义上讲，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他的本事可以大到非你不用的地步。我是如此，霍顿也不例外。卫平留我，是出于客气；而霍顿几次杀回中国，也是借助了很多的机缘和巧合。昨天是霍顿58岁的生日，想想恰逢我们兵败的那个生日，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看来，那时的我们似乎还都可以说是风华正茂。

　　在那个被韩国逼平的夜晚，我们的99国奥走到了尽头。被群众追打到松江小城避难，迎来了近十二点的晚饭。霍顿的夫人提醒我，他的生日就快过去了，要我告诉队员。我受霍顿影响很深，懂得越在失败的时候，就越不能把失败写在脸上，于是轻松地告诉大家一起为霍顿鼓鼓掌。在掌声中，霍夫人亲了一下他的脸。他脸上第一次释放出一种不轻松、尴尬和局促，而我此刻似乎还记得每一个细节。

　　“Bepositive(不消极)”是霍顿教会我的一个重要东西。要永远像一个大傻子一样多看别人的优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少做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永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问题本身；要永远内敛低调地面对大喜大悲，不要像个孩子一样在胜负面前失去起码的心智。这于我来说，是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写足球，是在写人生，足球只是个媒介。我无法忘记，当我们一天之内从广州飞到曼谷再飞到小城素拉塔尼时，我经历了三次团队的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的手续、出入饭店的手续以及繁琐的亚运制证手续，傍晚六点我们终于迎来最后一次分配房间，在大家站立在我周围等待我发钥匙时，我已经精疲力竭。这时候，是霍顿走过来，对我说，“MayIhelpyou?”一下子夺走我手中一半圆鼓鼓的钥匙，做起了一个小翻译才会做的工作。当时，这名外国人教会我，人没有贵贱之分，要懂得理解下面人的不容易，不要只盯着领导谄媚。对无权无势者的态度，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也许你会觉得我愚蠢吧，这份尊重竟也让我记了这么多年。

　　所以，我用这份愚忠愚效做了一些出位的事情，比如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我说霍顿》和《再说霍顿》，更用“占小兵”的笔名，发表《霍顿到底带来了什么》的连载，这篇文章曾被董路称为当时的一大谜团。与其说我是“保霍”，不如说我想把霍顿的一些好东西真正地留下来。我因此留下了太重的霍顿痕迹，媒体讥讽我有恋霍情结，说这是新时代不多见的纯洁爱情。

　　但是这件事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再提一次，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份道歉留在纸媒体上面。1999年我们在上海主场2比1赢了巴林后，霍顿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一句就是“Wearestillalive”，这种说法在体育英语和新闻英语里十分常见，意思是“我们还有出线的机会”。但因为alive的本义是“活着”，再加上我那段时间正在苦读余华写的小说《活着》，就顺口翻成了“我们还活着”。从此，这句话载入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如果有一点伤感的话，是因为霍顿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与现在比较起来，是个黄金时代，更是个没有

　　我向老板说了谢谢，毅然回到了北京，迎来了半年左右的失业。我对卫总说，这份工作是霍顿带给我的，所以，他走，我就必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