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谢强

　　(前中国足协外事部官员，曾担任前国家队主教练霍顿翻译。谢强经历过足协官员、国家队翻译、副领队、足球经纪人、自由撰稿人、新东方老师等八种角色，熟知足球圈内的潜规则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在自己博客上对足坛一些现象提出的尖锐批判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新东方老师给中国足协领导的公开信》更是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杜伊科维奇

上任伊始，为了帮他创造最好的执教环境，作为过来人的谢强为他梳理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图。)

　　人多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在中国执教，处理好人的关系，是个重要的课题。日本人可以容忍特鲁，韩国人可以凑合希丁克，但我确定，他们俩在中国都干不到成功那一天。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杜伊应该谨慎面对四种关系，来建立良好的执教环境。

　　善待翻译

　　杜伊在中国执教成功与否，翻译起到的作用远比人们估计的要大。他要时刻意识到，贴身翻译要真正了解自己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情绪，想暗示的东西，并且愿意忠实地表达出来，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命运为代价，他的价值才不会缩水。

　　合作之初，杜伊要学会善待翻译。记得我当初做霍顿翻译的时候，国家队第一次在上海集中时，教练组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布置当天的训练，队医尹育华告诉霍顿有个队员因为痔疮发作不能训练了。虽然我那时已完成过很多外事翻译任务了，但对痔疮这个词还是措手不及。慌忙中，我只好翻译成“somethingiswrongwiththeasshole”，就是屁X不舒服。霍顿听罢大笑，但事后，他并没有指责我，而是和我一条条地过了一遍与运动有关的疾病，并且为了防止我在战术方面的口译出问题，霍顿每一次英国休假回来，都会给我带两本足球战术书籍，帮助我提高专业水平。

　　理解助手

　　杜伊不能自带助手，就更要积极地依靠中国这些助理教练。杜伊必须明白，中国的教练员夹在中国领导和外籍教练中间，很多时候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也是无奈之举。老外要理解中国人的苦衷和不容易，输球了你可以一走了之，但他们还要在领导眼皮底下生存。

　　2004年威尔金森在上海申花队做主教练时，贾秀全担任助手。一开始，威老爷子对贾秀全有很多的警惕，认为贾是来虎视眈眈自己位置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外国教练在带小场分队比赛时，出现死球情况不发定位球，快速抛进新球继续比赛，目的是加快比赛节奏，刺激球员体能；而中国教练喜欢吹犯规，模拟场上真实情况，同时可以增加分队的趣味性。贾秀全第一次主持分队时，就出现了这种差异，威尔金森就认为贾不能贯彻他的想法，搞自己的一套，可他又不直接说，自己心里面不高兴。这时候就需要翻译协调矛盾，要尽量多地创造两人沟通的机会，多交流才能化解误会。

　　给领导面子

　　行政领导不可能天天跟队下基层，所以他们对这个外国教练的认识，主要来自助理教练和翻译这些中国人的汇报，所以和身边的人交朋友，是不败的策略。霍顿今年年初在金德快速下课，就是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与翻译和助理教练融洽相处，别人输15场下课，你输5场就可以走人了。

　　为了求得良好的执教环境，我建议杜伊多找机会和领导交流技战术方面的东西，给他们画画战术图，讲讲自己的想法，赢得他们的理解。许多英国教练都有个规矩，就是在比赛之前和中场休息时，不欢迎球队老板以至更大的领导进入休息室讲话，他们怕队员受到不必要的压力。我个人很赞成这种做法，但也觉得这不太符合中国国情。老外们要理解，俱乐部老板和行政领导都是热心的球迷，把他们拒之门外还不如请他们进来，看看自己赛前的战术动员和赛中的战术调整，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记得霍顿带国奥队的时候，王俊生只是在出访才跟队，跟队回来，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霍顿的战术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啊。所以，让领导了解自己，有什么不好呢。

　　不与媒体交恶

　　米卢在这方面是最大的赢家，他主动与大媒体搞“零距离”，争取了最大的舆论支持。霍顿在这方面是个失败者。我曾经非常热烈地追随过霍顿平等的思想，他的名言是———“不能只照顾主要的报纸和电视台，每一个来采访的记者都需要新闻。”我还记得大连集训时，我们在万达国际饭店搞过一次特殊的采访，三家大媒体每家都要做独家采访，霍顿就给了他们当时的记者林海文(足球)、马德兴(体坛周报)和赵震(球报)每人10分钟时间，表明对他们的平等态度。我们当时还因为一些采访中的问题，与央视正火的《足球之夜》关系十分恶化，损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虽然我今天也还尊重霍顿平等待人的理念，但在足球这个以胜败论英雄的游戏里面，我也确实同意李承鹏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