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名球员，为什么非要下死手？”在国庆长假的祥和气氛中，当人们听说“实德球员权磊被砍”事件后，都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疑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足坛大环境

背后的暗流，从2004年的王炯，到2005年的陈永强、王小诗、张翼飞，再到今年的陆博飞、权磊，两年中先后发生六起球员被砍的血案，难道只是个案的简单累积？

　　凶器不仅砍伤了球员，同时也砍中了

　　“走训制”打开魔盒

　　为什么甲A十年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而三岁的中超却不断发生？许多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走训制。因为六起球员被砍事件，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训练时间和训练场地之外，“凌晨”和“娱乐场所”这些敏感的字眼与血案的发生如影随形，显然被砍杀的球员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难道“走训制”就是导致悲剧的万恶之源？

　　作为从专业时代向职业时代过渡的一个典型产物，走训制代表着更人性化的管理以及与国际模式接轨的进步，是对球员的尊重、对其自我约束管理能力的信任。目前在国际足坛，一些职业化程度较高而且比较成熟的俱乐部中实行走训制，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真正让中国俱乐部的管理理念得到升华的是外籍教练。大连是最早实行走训制的俱乐部，几名洋帅从不操心球员的日常管理，他们利用选派球员的权力分解了管理中遇到的困难。由于球员的上场次数和表现与奖金挂钩，实德利用经济杠杆的无形约束，一直保持球队秩序井然。

　　然而，面对从有形管理到无形管理的转变，中国的俱乐部和球员并没有做好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由于俱乐部没有形成完备的配套管理措施，而球员因自身素质所限，对新生事物缺乏足够的理解，短时间内肯定无法立刻达到“收放自如”的程度，于是走训制直接击中了中国足球联赛不成熟、不规范和球员素质不高、约束能力不强的软肋。

　　“丛林化”击溃防线

　　中国目前虽然推行着职业联赛体制，可是绝大多数球员的思维依然停留在以封闭训练为特征的“专业时代”。球员为了能踢球或成名，付出的太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放弃文化课学习。而且很多运动员长期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进入职业球队之后，对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一部分文化素质并不高的球员，在获得相当高的收入之后更难以自控，而在外界因素干扰下，他们难以把持自己。此时出现的走训制，就成为放大负面效应的催化剂，在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后，这些有钱无素质的球员很容易招惹一些不必要的是非。

　　两年发生六起血案，而至今都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案，球员被砍事件是否还存在着难为外人了解的复杂背景？几乎每起事件都同内部的矛盾、与外人的争执有关，这就暴露出中国球员在无序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缺陷。正是由于文化素质的缺乏，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交友方面并没有很深的判断能力。在职业足球逐渐市场化的时候，他们有了更多同外界接触的机会，而自身抵抗诱惑的能力又很薄弱，从而也增加了很多的危险系数。以“兄弟”、“哥们”、“义气”为基础形成的心理防线，往往被失控的理智一击就溃，在不良社会习气的沾染下，中国职业球员就越来越多地具有“丛林化”的明显倾向。

　　“高危化”恶化环境

　　显然，发生的这一系列血案不能只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球员“不自律”。其实，这恰恰是忽略了导致事件发生的环境影响。中国球员的负面乃至恶性事件，正是在中超联赛取消了升降级的“急刹车”后才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祸根其实早就埋下，只是在与新秩序的交锋中，冲突被瞬间放大。

　　球队内部的“球霸”现象，最早向俱乐部管理发起了挑战，其中已经若隐若现地露出“涉黑”、“涉赌”的马脚，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压下，各俱乐部由于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坚决地以三停大棒打击了“球霸”的嚣张气焰。在球队内部失去统治的权力和市场后，不少球员开始将活动范围更多地转移到球队以外，而难以发泄的不满就成了在社会上招惹事非的导火索，最近两年在社会上被砍伤的球员，几乎都是与“不明身份的人”发生冲突。

　　无论是球员主动与社会黑势力有染，还是被动地与社会黑势力出现磨擦，都反映出中国足球赛场外环境“涉黑化”、球员生存环境“高危化”的倾向。国家队成绩一落千丈，联赛影响力江河日下，恶化的环境对球员的心理和生活也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过去，足协只强调球员正在成为面临行业衰落、自身失业的高危人群，现在看来，由于长期忽略或放松了对运动员的思想教育，他们已经把不良的赛场作风带到社会上，这导致他们已经成为容易受到社会黑恶势力侵涉的高危人群。

　　国庆节前成立的“打击赌博活动领导小组”，只是足协整治联赛秩序的一个开端，为了给中国球员提供一个和谐发展的健康环境，还需要拿出更强有力的措施。足协必须对职业球员采取职业化的管理手段，让国内球员面对就业压力，他们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保证高质量的业余生活，并在身心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投入训练和比赛。本报记者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