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是第二次在《信息时报》上专门探讨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了，上一次是强调体制改革不是哪一个高官的事，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一声令下，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一次我要强调体制改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不得，急也没用。

　　堂堂中国队，居然被新加坡队逼平，连亚洲杯预选赛出线都存疑问，天怒人怨，全在情理之中。在呼吁朱广沪下课的同时，许多人痛陈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他们还引用一句名

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体制改革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事实上，不独足球，其它什么事情不都是因为体制造成的吗？医疗、教育、住房……现如今，哪行哪业，不都在天天高呼体制改革？体制，成了一个最好的出气口，仿佛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推到体制上去。

　　然而，既然人人都看到了

　　前中国足协外事部官员、国奥队主帅霍顿的贴身翻译谢强，在其博客里声称要以扑火飞蛾的精神向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进万言书，写公开信”，以争取让领导下决心向“落后的体制开火”。

　　谢强的想法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了，这不是公车上书的旧时代，你以为体育总局的领导没有看到问题吗，你以为总局领导就不知道体制改革的重要吗？不，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作为最前沿的人物，对体制的弊病绝对是有切肤之痛。

　　关键在于：体制改革，是说改就能改的吗？譬如，假如真让中国足协彻底民营化，沦为一个名义上的机构，职业联赛由俱乐部自行管理，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呢。眼下投资足球的企业，不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各怀鬼胎，捞一把就走人，要是让他们来搞联赛，必定会群魔乱舞，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再譬如，中国足协能不知道青少年培养的重要吗，但他们又哪里有底气、有实力去搞青少年的事情，要怎么样改革才能把青少年足球搞上去，谁能说得清楚，谁能拿出好的办法？

　　一句话，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以旁观者的身份指手划脚，太容易不过，一旦真要有点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就全束手无策了。

　　体制改革，不是不要改，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过程。中国足球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根本没有职业化的起码基础，沦为四不像，动不动就要搞所谓体制改革，只是奢论。

　　换言之，体制改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不得，急也没用。也许，真的得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足球，30年、50年之后，情况肯定会大有改观。今天的我们，只是不幸生活在了它的最残忍的滴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