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杯期间，朱广沪来西安，受陕西省足协主席邀请，我和贾平凹这么两个所谓的“文化人球迷”前去陪吃陪聊。说句老实话，接到电话的那一刹那，我很有几分踌躇，原因是刚刚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点名批评朱广沪的文章。但终于还是去了———谁让我是球迷、谁让他是和足球关系密切的一个公众人物呢？
写文章批评朱广沪，倒不是我对他本人有什么成见。平心而论，此人应该还算是国
内教练中的佼佼者；这次和他在西安的几个小时相聚，我又发现朱广沪其实是一个谈吐举止很儒雅的人(起码看起来是这样)，对足球文化的理解也有一定深度，不似那种“五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浑头。但中国足球已经被急功近利的官僚和天怨人怒的体制搞得一塌糊涂，在这个时候坐上中国足球队主教练这把交椅，貌似风光，实则是成为了媒体和球迷紧盯不放的“靶子”，稍有不慎即面临“枪林弹雨”是情理之中的事。比如，前一段国家队去济南集训的时候，一名山东鲁能队球员向记者诉苦：“国家队最好以后再也别来济南了，他们一来我们队就惨了，他们来了我们总要尽地主之谊吧，光吃饭自然好了，可又就免不了喝酒，问题是喝酒对状态的影响太大了。”明明知道“喝酒对状态的影响太大”，却依然照喝不误，对此，身为主教练的朱广沪是不去管还是管不住？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我看他都该挨“骂”。只不过在“声讨”朱广沪以后，我希望大家更能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使得诸如集训时喝酒，以及赌球、吸毒、嫖娼、斗殴整出人命之类的坏事在中国职业球员中层出不穷，并进而找出根治这些丑恶现象的釜底抽薪之策。
多年来，对包括足球在内的中国体育，区区在下一直多有微词。雅典奥运会期间，我应约给一家报纸写专栏，一天一篇地写下去，直到曲终人散的前一天，编辑打来电话：“商老师，明天是最后一期奥运专刊了，能不能从正面写一篇……”赶忙翻阅报纸，发现20多天里，我竟然天天都在对中国体育横挑鼻子竖挑眼，于是不免要在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并赶忙以一篇题为《在北京续写希腊神话》的文章，来表达我对中国运动员的敬意和期望。现在，我忽然以“祝福朱广沪”为题来写文章，这倒不是我准备洗心革面，面对中国足球变“缺德”为“歌德”，而是因为：第一，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可以不名列世界前矛(事实上，中国既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在竞技体育的每一个项目都称霸世界)，但却绝不可以像现在这样乌七八糟，因此，对为改变中国足球现状而努力的每一个人，我都愿诚挚地予以祝福；第二，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足球的诸多问题，说到底是体制使然，今天的朱广沪和昔日的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沈祥福等人的曾经和正在面临“枪林弹雨”，固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不是，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给不好的体制充当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和朱广沪教练有一面之交，尽管我对此人的印象的确还相当不错，但对身处中国足球第一线显赫位置的他，今后我怕难免会时不时地说三道四；惟一希望的是朱教练以及读者诸君，能从我文章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我批评矛头的真正指向，其实是那个“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的不好的中国足球体制。
其实9月5日写成以上文字时，心里想着6日晚上的比赛，却有意不去提它，原因就在于我对朱教练和他的弟子们既尚存一点希望，又的确缺乏信心。果然，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都乏善可陈。中国足球队居然连踢亚洲杯预选赛都如此艰难，这真是让人无话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