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男篮被希腊淘汰之后，世锦赛上最壮大的队伍———中国记者分裂成了三拨。
第一拨，和中国队一样，收拾东西回家。他们是属于专看中国队的，中国队出局了，任务自然结束。这拨大概有个二三十人，以《体坛周报》的易小荷为首。我最后一次在日本看见她，是在一个叫池袋的地铁站出口，她冲我们大喊：“你们看见了XX没有？我说好了在这儿等她，一起去买这最好的手表！”
第二拨，也不回家，也不看球，来球馆也就对付着扫两眼，写几百字就撤退，找地儿玩去，进入度假时间。以谁为首就不说了，伤众伤众。在媒体工作中心，一长相古怪的日本大婶问我：“听说从札幌开始，中国记者的声势就很浩大。你们一共来了多少记者啊？”我说差不多100吧，大婶惊讶得差点把嘴里的半截香蕉吐出来，但是镇定了一下说：“好像也没有看到那么多呀？”
第三拨，继续玩命苦干，跟世界篮球较上了劲的，以我们《篮球先锋报》和新浪网的张仪为首。都属于心怀祖国、放眼世界那种人，发扬“哪儿有篮球哪儿就有我们”的精神。但仔细一琢磨和比较，就属我们的命运最悲惨。
先说说世锦赛，或者类似这种国际大赛的采访规矩，否则不知其然，就不知其所以然。比赛之后，运动员和教练都穿过混合区回更衣室，混合区也是记者们惟一能够在赛后采访到大量运动员的地方。隔着齐腰高的围栏，把话筒或者录音机伸过去，把运动员拦下来，就站在那儿说。在混合区采访一阵子，就去新闻发布会，但是内容相当有限，只有两边的主教练，再各带一名运动员。所以事实上，除非像小组赛期间我约到意大利教练、上期报纸老孟约到希腊主教练那样可以去酒店谈，否则大量的采访任务只能在混合区完成。
但当中国队出局之后，我们已经彻底变成了边缘媒体———中国记者一拥而上围着姚明，先中国话开说，全说痛快了才放走，剩给说英语的记者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乌泱乌泱的不说英语的记者往上冲———剩下的几支球队除了美国队，再没有说英语的了，把靠英语采访的记者全挡在后面。人家都是自己国家的记者，跟球员们隔着围栏还拥抱，有时候还亲一口，你一点办法没有。只能等着，等人家“哇啦哇啦”的西班牙语、希腊语说痛快了，心情好再给你来段英语。
以吉诺比利为例，这位阿根廷头号球星下来就被围住，没完没了地“哇啦”。我们几个中国和美国的记者站在边上面面相觑，死等活等，“哇啦”了小20分钟。阿根廷记者一说“OK”了，吉诺比利掉头就跑。有一平时住在圣城的法国记者，怎么着也算和他认识，大喊一声：“马努！来点英语的嘿！”人家根本当作没听见。
此情此景，实在是困难，让我思考了我们留下来的自虐倾向，想起那句著名格言：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想有时间出去溜达溜达很奢侈。到现在为止，只有星期一休赛日那天，出去转了几个小时。我问一在日本呆了10年的北京姑娘：“这琦玉对于东京是不是就相当于北京的通县啊？”姑娘摇头：“不，相当于廊坊。”我们那天进了城，在密如蜘蛛网的东京地铁站里晃荡，红色的线换绿色的线，绿色的线再换蓝色的线。回来的时候，差点找不着路。在进站的地方，我和朱俊抱着柱子上的线路表猛研究，突然发现就剩我们俩人了，我高呼：“老孟！老孟！”
老孟在不远处挥手答应，一动不动，身旁水泄不通。过去一看，坐电动扶梯上来的最后一步，他的鞋被梯子夹在那儿，连梯子都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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