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孙文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旁，有一条名叫“幸福大街”的小巷。和我那些每回到京城出差只去天上人间的男同事不同，我每次去北京踢球、飙歌或采访，不管自己幸福不幸福，都会叫上一帮朋友，在幸福大街一家很小的火锅店里涮几盘好吃的羊肉。
由于离国家体育总局很近，所以每次光临幸福大街的这家火锅店，我都能遇到国家队的一帮大腕。比如现在很幸福的林丹和谢杏芳，也比如当时不是很幸福的李宏利、周蜜。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幸福标准。比如我主任的幸福标准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辆“别摸我”(BMW)跑车。而在我看来，幸福就是自己的稿子能顺利通过我们主编的火眼金睛。对于我这样一个既不高又不帅老婆身材也不魔鬼的人来说，文字几乎是我惟一的慰籍。
我不知道，周蜜今天的不幸是否与她离开了幸福大街有关。但以我近十年的摔跤运动员经历，我知道怀才不遇的确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情。当然韩寒同学也说过，怀才和怀孕一样，迟早有一天会被别人发现的。就如我，不能被以前学校的那位女校长发现，就让今天这张报纸的男主编发现。就如周蜜，不能被国家队的李永波发现，就去马来西亚让李矛发现。如今的这个世界，处处都在发现，就连《新闻晚报》今年的世界杯主题都叫《发现2006》。
在发现周蜜要去大马打球后，网络上立即炸开了锅。一时间，国人开始愤怒，李永波表示不解。有过小山智丽当年的惨痛教训，每个人都对海外兵团变得格外敏感。以至于当事人周蜜在沉默数日后，终于不得不站出来发表声明，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更改国籍为大马出战的打算。
作为世界羽坛曾经的一姐，周蜜出现在大马，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是一只奥地利小鸡跑到列支敦士登能比拟的。但要我说，这也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巩俐远嫁到新加坡，她依然是中国的巩俐，而不是新加坡的巩俐。
一个人内心的归属感，和他(她)所持的护照并没有多大关系，而只与这个人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
即便周蜜将来真要为大马出战，我也不认为是世界末日。一方面，羽毛球运动(尤其是女子羽毛球)未来的前景，不是运动员穿裙子或穿裤子能决定的。另一方面，燃烧生命不如一根烟，一个靠吃青春饭的运动员，他(她)的巅峰又有几年。既然周蜜在北京找不到幸福，我们又何苦要阻止她去别的地方寻找幸福？
我不是鼓励周蜜改国籍，但如今这年头，出国并不是件多稀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我的初中同学仗着自己父亲在津巴布韦搞水利建设，整天在班上吹嘘国外的事情。但去年当我拿着一张申根签证，开着一辆“别摸我”汽车停在欧洲某个十字路口，左边是瑞士，右边是德国，前边是奥地利，我也没发现自己有多激动。
国界就是一件如此平常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即便章子怡要更改国籍，我也只会哭泣一个夜晚，然后变得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