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苏式选举是由上帝发明的。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选择你的妻子吧！孩子。”如果中国足球就是“亚当”，他将会为这样的待遇而感到三生有幸。国家队(国奥队)主帅的选择，自从施拉普纳之后即成为了中国足球每次失意之后的日常功课，而十几年来中国足球的选帅者们没有患上“选择恐惧症”，则是因为四次选帅带有的强烈中国式特质，这份特质如影随形。

　　中国足球为什么需要外教？最初是由国家体总提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体育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文明窗口也要跟上其它行业步伐，于是总局再三督促中国足协聘请足球发达国家的教练来华执教。足球没有走在阎世铎所说的男足奥运夺金的道路上，但4次选帅体现出的中国式特色值得玩味。

　　施拉普纳进入中国足球的过程最单纯，大众公司解决主帅经费问题决定一切。也就是说，被动地在施拉普纳和克劳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就可以解决中国足球外教问题。在一个意外进入中国足坛的德国人身上，中国人投入了冲动的抱负，当足球的腾飞变成泡影时，施拉普纳走人势所必然。他的失败甚至给日前福格茨来华设置了障碍，有人觉得，德国教练已经完全不适合中国足球了。

　　只要不是德国人，那再找到继任者并不难，IMG公司赞助使得霍顿来华沿袭了老套。霍顿带来的整体思想，让足球圈子陷入了空前的震动。他一度很伟岸，但这一切在中国最优秀的国奥队折戟沉沙后化为乌有。大宝饭店随之召开声势浩大的总结会，霍顿被戴上了尖帽子。这次会上基本确定了下一个外教的特点：他绝对不应该是理论学者型的。

　　这个世界还有比米卢更实用型的足球教练吗？那年的雪夜，南斯拉夫人带着标志性微笑来华，后来他帮助中国完成了

　　满足这个要求，非阿里·汉莫属。荷兰人经常出现在世界杯经典远射的重播镜头里，作为一个球员他足够世界级水准，但做教练他还是一个无名之辈。阿里·汉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自己就回家了，中国足球回归了国产教练坐庄的局面。为了准备2008年奥运会足球赛，新一轮的选帅工作再度揭幕。他要具备的优点目前还本能肯定，但肯定不会沾染以上任何一位的缺点。每一次新帅的选定几乎都是一次全盘否定过去，不带有丝毫的继承、发展性。这就是事实。

　　选帅的思维之一是暗藏的“替罪羊”。从来没有敢于承认，但这心照不宣。中国足球这座大庙，有德高望重的主持，也需要临时收留一个有新鲜感的云游僧。一旦发生任何事故，坐庙和尚都不会受到最直接攻击，保持传统的组织架构的稳定。每次中国足球在大赛或大赛预赛中失利，急于被拿下的就是这些云游僧人。从一开始，这位行脚僧被邀请来就目的不纯。

　　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选帅的标准甚至也不是前置性的。比如，在米卢到来之后，中国足协才公布他们的标准是“有大赛经验的”。对中国足球未来的设想，通常也不是在寻找这些教练之前就做好，等到了他到位再量身度做，甚至根据舆论的压力大小随之调节。对待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如此操作显然背离基本的发展规律。究竟是想持续有效提升水平，还是给一个符合标准的执教故事，其所作所为不像是前者。因为外教而外教，选帅有时候信奉的就是“宁滥勿缺”———有一个洋人坐在教练的位置上，象征着中国足球和国际接轨的决心，这就够了。

　　职业联赛之后，进行过几次有关中国足球风格以及聘请外教风格的讨论会。会议根本无法改变选帅的固有特点，马克坚对这一点做了很深刻的阐述，“不是希丁克让韩国人学会拼命和硬朗、不是特鲁西埃让日本人学会了控球。”韩国人的倔强性格，以及日本人长达100多年移民南美洲的历史，都让他们一直对足球教练的选择保持固有套路。中国人每次教练都和上一个不相似———在中国本土的公司里，就像一个新领导莅临，势必让前任的“遗毒”荡然无存。特鲁西埃吓着了中国足球的选帅团，因为他的口气像个承包商。这有一定道理，在日本成功不意味着在中国可以成功，否则美军1945年占领日本之前不要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代之以看林语堂的《中国人》，那显然是很荒谬的。特鲁在日本比米卢更米卢，这才是令选帅团毛骨悚然的地方。

　　在某些时候，中国足球的选择也会转向学习日韩，把目标投向那些对中国足球比较熟悉的教练。中超联赛里的外籍教练有些带俱乐部队的成绩不错，但带国家队经历者寥寥，这就限制了主事者的思维，不能效仿韩国和日本从本国联赛里挖一个……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性，在任何行业里面保持其惯性。阎世铎的书《忠诚无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