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　邱江剑

　　简仁山　绘

　　编者按:中国运动员退役的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运动员退役问题更加突出。

　　运动员退役之后的道路越来越窄，有人说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是罪魁祸首，也有人说运动员自身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再就业的素质导致他们就业难。

　　现在，有的运动员确实像邹春兰那样生活窘迫，但大部分运动员，无论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还是生活得很好，重新开始新的工作。

　　举国体制有它的优势和贡献，当然也有不足。现在如果想一步到位地改变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就业问题也不现实。我们做这个专题目的，就是想给准备退役，或者已经退役而无法在社会中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运动员一个启示。

　　邹春兰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她之前、之后同样有很多退役运动员进入社会，有的人日子过得不尽如人意。这让大家惊讶地发现，退役运动员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上一个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那么这些曾经为祖国荣誉作出奉献的人们，出路应该在哪里，本来属于他们的饭碗，又被谁端走了呢？

　　在举国体制之下，退役运动员应该端上国家准备好的饭碗。但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上每一个饭碗都被激烈抢夺着，我们应该给运动员一个饭碗，还是给他们抢饭碗的能力。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应该等着国家派饭碗，还是积极投身到社会竞争中呢？

　　提高素质谋生不难

　　在外国选择当运动员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天赋，训练和比赛费用大都由自己负担，国家只是会在大型运动会期间给顶尖选手提供一些津贴，而现役选手都是依靠广告、赞助商、比赛奖金等收入来维持生计。他们从来就自己为自己谋生，自然会对退役后可能遇到的生活问题有心理准备。其实无论是准备当教练，还是回学校念书，只要提前做好了准备，总是容易适应一些。

　　也有人把邹春兰的情况归咎于中国体育训练机制中文化教育的缺乏。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体育系统不是没有给运动员提供文化学习的机会，而是给的这个机会难以提高个人素质。

　　在社会上也会有普通高中和技术学校之分，前者走的是考大学的出路，后者是提供技术训练，不一定以升学为目的。而对于运动员而言，要在训练之余学习为考大学做准备的课程，是否过于困难且没有实际意义呢？目前中国大学学位紧迫，边练边学的运动员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只能靠运动成绩“保送”进大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运动员怎么可能刻苦去学习和将来谋生无关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呢？

　　中国的大学对于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向来是网开一面。例如世界级的选手，只需要拿到30多分就算及格。这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帮助，让他们可以专心于训练，又给了他们学历上的保障。但从长久来说，其实是害了他们，所有用人单位只要看到是“体育生”毕业，全都联想到是“荣誉毕业”，对他们的能力和印象大打折扣。

　　反观国外的大学，尽管在入学时稍微对运动员降低门槛，但在毕业条件上则没有丝毫人情可讲。笔者在英国的一个同学就是前巴西国家游泳队的选手，他选择到英国念硕士，因为底子比较薄，就把一年的课程拉成两年念，学校也提供例如校队教练的职位给他，可以保证他的生活费，但也仅此而已。在考试的要求上和其他学生完全一样。也因为这样，尽管他用了比其他同学多一倍的时间才拿到学位，但这个学位帮助他顺利找到了大型企业管理层的职位。这样的学位虽然来得有些艰难，但总比挂在墙上的一纸荣誉更有意义。

　　时代发展意识转变

　　对于自己退役后生活的安排，不同年代的中国选手又有不同的心理准备。最早期的运动员走的还是退役后国家分配的路子，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实行分配制度，每个大型单位总还会有些闲职可以安置退役选手，因此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运动员大都不愁出路。但社会逐渐进入到市场经济后，单位都是自行招聘员工，且要讲究成本意识，一些可有可无的职位被削减。国家即使想安置退役选手，也找不到这么多接收的位置。

　　那批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邹春兰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其实是最尴尬的，他们在进队的时候，看到和接受的指导思想还是“好好训练，国家包办一切”，但到了自己退役的时候，社会的变革又把他们抛入到市场竞争的潮流中，一时间从心理到个人能力都无法适应这个转折，才会出现那批尴尬的“冠军杂工”。

　　相对而言，现役选手将来的出路可能又会更宽广些。因为在他们进队训练的时期，已经看到了国家不可能再包办一生，而邹春兰等前辈的生活教训也时刻警惕着他们。因此现役的选手在思想上已经逐渐向外国运动员靠拢，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将来筹划。

　　所以说邹春兰是某一个年代的特殊产物，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体育制度的一个重大缺口。但是这个缺口也不是某些人所预想的那么庞大而且不可修补。运动员和训练系统都应重视这个问题，多为运动员提供切合实际的教育机会，让退役选手也有和别人抢饭碗的能力，而不是等待着国家把饭端到面前来。

　　董兆致：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过去:击剑运动员

　　现在:教练

　　去年，董兆致退役后在天河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开始新的生活。董兆致从运动员第一线退下来，没有觉得太大的压力。照他的话说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退役后的硬件，所以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董兆致在2001年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就开始在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就读。“训练和读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但我一直觉得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才是今后继续发展的必备硬件。”董兆致说到自己一边读书，一边训练的动力时说，“运动员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训练和读书不可避免有时间上的冲突。我训练的时候专心训练，不训练的时候就尽力自学。在我没有任务的时候，中大老师还专门给我补课。”去年，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素质的董兆致，又成为了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产业专业的研究生。

　　“运动生涯的阅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董兆致在说到运动生涯和今后再次就业之间的关系时说:“我的运动生涯，痛苦的回忆比快乐的回忆要多很多，所以培养了我在比赛中的坚韧性格。我退役到社会上重新就业遇到困难时，也是这种比赛中的坚韧性格一直激励着我。”

　　李宁：学而不厌

　　过去:体操运动员

　　现在:成功的体育用品商人

　　中国运动员退役后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涌现出李宁等退役后成功转型的企业家。李宁从商之路走得格外顺利，主要是他非常懂得利用自身的优点，也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

　　李宁退役后创立的李宁体育用品公司，聘请了一流的专业人士来进行管理。李宁在亲自经营、管理一段时间后，深感相关知识的不足，专门到大学进行脱产的经济管理知识学习。

　　近两年，李宁虽仍担任公司董事长，但公司经营上的具体业务他已不怎么插手，而是一头钻入书海。他目前正在北京大学读法律专业。李宁说:“除了实用性，更主要的是法律能够训练一个人的分析判断能力，可以增强自己去寻找人生真谛和理解社会的能力。”

　　蔡振华：要趁年轻时多学习

　　过去:乒乓球运动员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乒羽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乒乓球选手，蔡振华拿过世界冠军，但在中国众多的乒乓名将中，他的运动成绩并不十分突出。但蔡振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帅、中国乒羽中心主任之后，不仅保住了“乒乓王朝”的美名，还开拓了乒超联赛的市场化道路，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退役后赴意大利打球和执教的4年经历对蔡振华的影响十分大。这段经历不仅让蔡振华学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更让他看到完全不同的体育培训系统，对欧美的体育市场环境有着深刻的感悟。

　　现在，蔡振华对于运动员的退役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计划在北大、北体大建立乒乓球学院，已经开始构筑框架，三方也正在联系中。同时，我们还会同上海的高校进行合作。我们同北大的合作很重要，搞好科研对我们队很有帮助。”其实蔡振华这样做也是为了运动员今后的出路考虑，“我也是运动员出身，深知运动员求学的必要性。队员们的知识都很缺乏，将来退役之后无论从政还是从商，学习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时代淘汰率太高了，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习。”

　　邓亚萍：留学深造

　　过去:乒乓球运动员

　　现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

　　邓亚萍退役之后走上的是一条崭新却同样辉煌的人生道路。这条崭新的道路看似是用名气换来的，但实际上还是靠自己的血汗重新谱写的。

　　邓亚萍进入国际奥委会，进入清华大学深造，都可以看作是奥运冠军带来的利益。但她从治学严谨的英国大学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从26个字母都认不清楚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运动生涯只是给了她“拼搏”的精神。

　　进入清华外语系，刚去英国做交换学生的时候，她的英语连门都找不到。但她用当年运动员的拼劲，中午吃三明治，晚上吃方便面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终于熬出了英国的硕士学位。

　　对于这条艰苦的求学路，邓亚萍没有后悔:“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从自己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识缺乏、交流不畅。尽管基础差，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赵戈：自学成才

　　过去:游泳运动员

　　现在:广东游泳队总教练

　　当赵戈出任国家队总教练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意外，毕竟作为一名游泳运动员，他的成绩并不显眼。赵戈从运动员退役之后，立即进入天津体育学院学习。当时出任国家队教练，也是他的“综合素质”起到了最关键作用。

　　赵戈退役后自学电脑和英语，达到了较高水平。当弟子刘黎敏在美国念书时，他就用网络远程指导弟子训练。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面对外国记者一次次的“刁难”，赵戈用英语“针锋相对”。赵戈自学英语和电脑的毅力，也许就是他成功的心得。

　　赵戈还曾经在电视台成功地客串过一段主持人，如果不是因为对游泳的那种特殊的感情，也许他的职业履历会重新填写。

　　记者手记

　　未来靠自己打拼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张雨生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曾经迷倒了一代人，也激励了一代人。为了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忍受在烈日下辛勤工作的艰苦，更要有忍受别人冷漠的毅力和韧劲。

　　邹春兰讲述了自己退役之后的生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邹春兰的遭遇，绝大部分人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经过对一些已经退役的运动员采访后，我对举国体制不想说太多，只想从运动员自身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国运动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文化知识的学习。运动员从小就是进入少年体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运动成绩要求的提高，逐渐就放弃了学习，即使所谓的大专或者中专毕业，也是具有很大的水分。这样一来，技能单一、文化素质低下，成为运动员重新进入社会的最大障碍。

　　据我所知，现在的少年体校基本上还是采取半天专业训练、半天文化知识学习的安排。中国运动员之所以知识贫乏，主要还是自己对那半天的文化课的学习不重视。他们从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种“我是运动员，只要出成绩，文化课好坏都无所谓”的观点。国外运动员的培养不是举国体制，但成长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半天体育专业训练、半天文化知识学习”的模式。不同的是，国外的绝大部分运动员会像重视体育专业训练一样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

　　“铁饭碗”曾经在国内的一个时期成为一个人骄傲的头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部分国内运动员不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也是因为“铁饭碗”这个概念在作怪。很多人认为，只要进入了专业运动队，就等于拿到了“铁饭碗”；拿到了“铁饭碗”，就不愁没有饭吃，就没有必要再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完善自己的文化素质。

　　奥运会“六朝元老”王义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知识的学习对一名运动员来说是必须的。高等院校的学习能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进而提高竞技成绩，更能拉近专业运动员和现实社会的距离。现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具有丰富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能优胜，而技能单一、素质低下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会被淘汰。”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50%的运动员在役和退役都选择了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提高自己的全面素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其实，生存竞争的残酷不仅仅在运动员身上，同样也在每一个人身上。原来的大学生是包分配的，只要通过“独木桥”就有了“铁饭碗”。但现在，即使是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也同样进入了自谋出路的竞争模式，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同样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者干脆找不到工作。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人不应该总是想着自己的过去，只有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对自己辉煌的过去眷念不已。辉煌的过去固然值得骄傲，但未来还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过去的辉煌不会将未来的辉煌送到你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