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来

　　官司打输了、违约金付了、前任也说了，吴冀南却一言不发，他是申花的现任总经理，身处风暴的中心。

　　依据常理，吴冀南能说，因为他深谙佩特官司的底细；他该说，因为他清楚巨额赔

偿的分量；他也不得不说，因为谁都明白，“说”是个解套的机会。怎么说也得替自己辩驳一下，起码得表达一下戴着镣铐跳舞的沉重吧。

　　就吴冀南个人而言，一开口就足以博得民意的同情。其实，这也是不少媒体朋友所热盼的：走马上任第一步就踩上了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凭什么还要带伤为这一切埋单？

　　显然，吴冀南没领这个情。因为，独独一位驾驶员的跳车脱险，会对

　　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谋其政者，方知这个位子是多么折磨人的屁股。从这个角度说，吴冀南是孤独的，他的孤独决非各路“知情人”所能体会。

　　以“锱铢必较”闻名于足坛的他，却成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高金额合同赔偿的执行者——事实如此，多说无益。吴冀南又何尝不想如某些手舞公器的媒体朋友那样，扎在人堆里表达自己的义愤填膺，向“国资流失的黑洞”里吐一口正义的口水？

　　以“建章立制”为履新宣言的他，却成了申花管理层人事更替程序中的接棒脱手者——恰巧碰上，欲辩无言。吴冀南又何尝不想像某些一往无前的批评家那样，把所有的麻烦往“体制问题”的箩筐里一卸，随后轻车上路？

　　吴冀南以及申花俱乐部当下的处境，折射了中国足球走出国门后的际遇。作为中超各家俱乐部中经营管理最为规范的，毫无疑问，申花也是最早与世界足坛职业化浪潮短兵相接的。获其利，当然也难免蒙其弊。而申花在“佩特官司”中的这次重度呛水，将原因归结于国有企业搞足球，有抬杠之嫌。相反，这件事恰恰印证了中国职业足球整体上的幼齿。可以想象，佩特的事如果落在

　　执掌申花，真不知道是吴冀南的幸运还是不幸。他不能像张曙光那样长袖善舞、挥洒自如，因为他不能像张曙光那样，事到临头，信手借个肩头来扛。

　　相反，吴冀南什么事情都得咬着牙顶着，无法张嘴向他人道出自己的沉重，而沉重往往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一切不可言说的，都必须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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