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家伟

　　3月4日，世界NO.2、西班牙人纳达尔在总奖金额为97.5万美元的黄金赛事阿联酋迪拜网球冠军赛男单决赛中，以2：6、6：4、6：4击败世界NO.1、瑞士球王费德勒，用复出后的首个冠军向费德勒发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在赛后的技术统计上，费德勒除了1发成功率以59%：70%落后之外，几乎所有指数都要超过纳达尔，但他最终不仅将冠军拱手让出，而且自己的16连胜纪录也被就此终结。

　　这条新闻告诉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在激烈而残酷的现代竞技体育的较量中，数据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在3月1日中国队与伊拉克队在亚洲杯小组赛的那场较量前，中国队在04北京亚洲杯决赛周复赛中3：0战胜过伊拉克队和伊拉克队在亚洲杯小组赛首战客场0：2输给新加坡队，这两个相对偶然的数据给了中国队一个极强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伊拉克队根本不具有成为我们真正对手的实力。

　　而在伊拉克人借阿联酋的艾因为主场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进程表明，他们并没有因为失去自己的主场表现出任何的怯懦与不适，无论在进攻威胁还是防守厚度上，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水平都要高于中国队。2：1是个很给中国队面子的结果。假如队长李玮峰在上半时的那次背后抱人的防守动作，不是由于主裁判手下留情，仅以黄牌警告的话；假如肇俊哲的那次飞铲稍稍惹恼了主裁判而被亮出红牌的话，中国队整场自始至终都凌乱而糟糕的后防线，将势必遭受灭顶之灾！

　　如果说0：2负于新加坡队，是伊拉克人建筑在一次偶然的失误基础上的失败，被新加坡人爆出的冷门，那么3月1日的整个比赛进程并不足以表明，1：2的失败同样是中国队建筑在一次偶然的失误基础上的失败。因为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可以为中国队的失败作出任何充分、合理的解释。

　　赛后，国内舆论的焦点并没有流俗到以往输球就喊教练下课的窠臼，而是集中讨论了朱广沪诸如战术保守、用人不当、临场调度能力有所欠缺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保朱”还是“倒朱”两种口舌之争，还是跃然纸上，在中国足球一种简单、浅薄的习惯性思维下自寻烦恼。

　　在中国队失利的当晚，笔者在“桑巴物语”的专栏文章中，就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容忍失败！慢喊‘朱广沪下课’”。笔者认为：“从朱广沪本身来讲，对于失败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的能力的确应该受到一定的质疑。但考虑到队伍目前的实际情况，和郑智复出、孙继海归队后人员上会出现的变化，并由此可能带来战术套路上的丰富，现在还不是喊‘朱广沪下课’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容忍中国队出现失误，甚至失败！”本报记者韩湘子也在当晚提出了“无论从中国队的实力还是战前准备以及对对手的了解情况来看，客场输给对手是再正常不过的”的看法。

　　关于艾因的失利，朱广沪在赛后扪心自问：“我哪里错了？”在详细剖述自己的整个战术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案的同时，他甚至还为李雷雷所谓的“低级错误”大度地表示“我理解他”。

　　事实是，伊拉克队射在中国队的门楣上反弹下来又砸在李雷雷脸上落在门里的制胜之球，在反弹下落时，也就是砸在李雷雷的脸上之前，已经越过了中国队的球门线。

　　同首战在广州与巴勒斯坦队的比赛一样，朱广沪的重要战术之一就是希望中国队能够利用角球、任意球的机会，依靠李玮峰和杜威的头球寻求破门，但这种招数在目前的中国队中远远达不到屡试不爽的境界，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的整体攻防质量都逊色于对方，输得并不冤枉。

　　在中伊之战结束后，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足协的上层已经对这支中国队不怎么感兴趣了，谢亚龙公开当众表示，在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将把工作重心放在“组建国奥队”上。关于中国队的下一步计划，他仅仅表示“中国队的下一个比赛日在8月份，这么充裕的时间足够教练组去精心做好备战计划了。”

　　虽然李承鹏针对朱广沪在失利后《我哪里错了？》的那番痛苦的自责，写下洋洋数千字的《朱导，您错在这里》，从细节决定成败、主观代替客观、阵容并不稳定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篇‘倒朱’的文章，这也不是一篇在中国队兵败之后‘秋后算账’的文章”，但他对朱广沪的批评还是极其尖锐的，在他看来，朱广沪“细节决定成败”的观点在其反思中“被滥用了，中国足球的失败哪里是因为细节，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因为某种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东才导致‘细节’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并且被当成每次兵败的总结。你以为它是战术分析，其实就是一托词”；“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自己想像的未来代替实际上的未来——这是能力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如果自己因预判失误导致兵败还以‘我们只不过失球太早因而打破赛前布署’来辩解——这是比能力和态度更要命的问题”；“朱导要是真承担所有责任，没必要这时候再把李蕾蕾拉出来说事儿”；“我只是觉得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输球之后的态度，米卢说过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这种态度要不得。”

　　我想请教一下李承鹏，既然你认为朱广沪在这场比赛中从能力到态度都暴露出了中国现行足球体制下所有“复制品”的通病，“倒朱”与“不倒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董路也写了一篇“保朱”的檄文，“朱广沪的错在于多个位置上的用人出现了偏差，在于1：1追平比分之后对场上形势的错误判断，而不在于最初制定的防守反击的战术。换句话说，如果朱广沪能充分汲取这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还是有能力继续将中国队重新带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其曾经已经选择了又因动摇而放弃的正确道路”；“再说的直接了当一点：未来的几年里，如果还是这一群国脚担当重任，如果朱广沪不将防守反击进行到底，最终的结果没有别的，就只有是——死路一条！”显然，他的“保朱”是以牺牲中国足球未来几年的时间而又不知所终为前提的，至少在我看来，人情大于真诚。

　　在中国队失利的当晚，笔者在一篇《伊拉克人用胜利告诉我们——没有钱照样可以踢好球》的评论中写到：“从朱广沪本身来讲，对于失败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的能力的确应该受到一定的质疑。但考虑到队伍目前的实际情况，和郑智复出、孙继海归队后人员上会出现的变化，并由此可能带来战术套路上的丰富，现在还不是喊‘朱广沪下课’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容忍中国队出现失误，甚至失败！”从这个角度讲，笔者应该算是典型的“保朱”了。但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还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会容忍朱广沪和他的中国队出现失误，甚至失败，但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中国足球决策者在具体决策环节上长官意志性的错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朱广沪并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命运主宰者，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恐怕也不会是。中国队目前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媒体来“保朱”或者“倒朱”的问题，而在于决策者在中国足球从个案到整体水平都不具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对于足球的主观意识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和郝洪军的观点一致：“怎么办？思考国家队的命运，显然又不是朱广沪自己的事情。让朱广沪改变自己很难，除非足协明确告诉他，‘亚洲杯，乃至亚运会，不要计较成绩，全用年轻人来打……’足协敢这样说吗？也难！因为足协也要把足球的丰硕战果进贡给总局。政客们有几个高瞻远瞩的，不搞面子工程不行。问题是，眼下的朱广沪真会给足协足够的面子？”

　　故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要做“保朱”的人，还是要做“倒朱”的人，都是没有用的，还是参照一下郝洪军的“议案”吧：“足协领导们和总局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一年来朱家军走过的路吧！考虑一下老朱的‘后事’，这是对领导负责，对老朱负责，也是对这支球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