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进入刘建生事件之前，请允许我进行一段回忆。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接近20年前曾经是看守所，那时我就住在那附近某个5层楼上，每天早上都被看守所警察晨练的吆喝声吓醒，然后站在阳台上看他们打拳，对功夫充满了幻想。

　　突然有一天，看守所搬走了。搬走的那天，因为要转移囚犯，附近站满了持枪的警察。那年我大约12岁，当运送囚犯的车一辆接一辆开过去，我总要把自己藏到大人身后，因为我怕囚犯记住我，万一出来了以后找我算账，因为我，竟然敢看他们的笑话。

　　看守所搬走后，那个地方换成了银行。我有一个很烂的同学，他爸爸在那里当分行行长。因为这个同学很烂，成天打架、睡觉、抄作业、调戏女同学、唱黄色歌曲，据说还看黄色录像，而我那时是所谓的学习标兵，所以我不怎么爱搭理他，怕跟着他学坏。老师也禁止他跟我一起玩耍，怕把我带坏。

　　所谓殊途同归，我们高中还是在一个班。虽然他学习不好，但他拥有一个当银行行长的爸爸，这足以保证他能够进入我们那个地方最好的学校读书。作为和我同学时间最长的同学之一，我们之间惟一的交往，是1990年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我有两个高中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一个抢劫杀人，被枪毙了；另一个就是我这个姓袁的同学，吸毒致死。

　　刘建生事件出来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位和我同学时间最长、说过的话加起来却不超过八句的同学。我其实是想说：任何年代，都会有一些人走上别样的道路，这和你是不是球员、尤其是否是中国球员无关。在如今这样一个年代，已经不存在被逼上梁山的情景了，是否堕落其实都是一种很个人的选择，首先需要负责的永远是自己。

　　所以，对于该事件，很多人又纷纷把鸟枪对准了

　　回到刘建生，至少他目前的结局比我同学的要好多了，至少他还有时间修正自己的轨道。

　　而更多踢球或者不踢球的人们，也还有时间修正自己。据说只要没死，就来得及。(温柔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