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体育报：川足复活不该是冠城还魂

　　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后，有人向变法的王安石献媚，建议用土石方把一百单八将造反的聚义地水泊梁山填平，然后种上庄稼，这样也正好符合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王安石对此很感兴趣，但转念一想，如果把梁山泊填平了，那么梁山泊里的那么多水怎么办，他又犹豫不决了。有一个叫刘贡父的大臣提出了新的建议，那就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挖一个梁山泊，把水引到那里去。王安石终于没有把梁山泊填平，这一风景名胜遂得以保留至今天。

　　1月27日，距中国足协下发关于解决大连实德俱乐部与四川冠城俱乐部关联关系的问题的文件9天后，四川省体育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由于和大连实德俱乐部在某些具体操作上无法达成一致，解散冠城俱乐部，将所有球员挂牌。

　　就在我们为中国足协终于露出了正义的面孔、重新致力于整顿联赛秩序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仅仅一个短暂的春节大假还未歇完，从四川方面又传来了实德集团负责冠城转让的副总裁隋信敏大年初四出现在成都，与四川体育局局长、中国

　　李承鹏说：“川足从死到生的传说像个根本不好玩的玩笑，像个

　　川足复活，而且必须复活，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四川人民需要足球，不是从死到生的传说，而是从死到生的过程，在我看来，如果川足的复活，最终是以冠城还魂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就既不是根本不好玩的玩笑，也不是个什么脑筋急转弯，而是个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的“奇迹”。

　　——以最不职业、最不规范的名义！

　　川中为什么不能没有足球？

　　相信大家对1月27日中国体育发生的两件大事一定记忆犹新——解散冠城和两位四川姑娘郑洁／晏紫搭档在2006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为中国网球夺得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冠军，而恰恰是这两件事都与四川有着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四川体育经历了“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喜大悲，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不知道在四川人的心目中，郑洁／晏紫的澳网女双冠军和冠城的“二奶”地位哪个更值得他们骄傲？他们到底该用怎样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感，是该为网球的突破喜极而泣，还是该为足球的崩盘欲哭而无泪？

　　也许，对于四川人来说，他们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情感，但这一天对于中国体育，尤其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首先必须肯定，冠城的解散，使得曾经的金牌球市沦落到无缘中超的地步，从四川足球从业人员和球迷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损失，但只要想一想川足4年来寄人篱下的“二奶”生活，我想川人应该知道长痛不如短痛的好处。川足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勿宁如此痛快地死去。因为徐明入主川足，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完成了一种对川足实际意义上的“霸占”，从而诞生了实德系这样一个“怪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毒瘤”。

　　实德系的建立，不仅凌驾了四川足球，而且也对一向传统优良、成绩斐然的大连足球造成了不该有的负面影响。更进一步地说，也对中国足球本来应该拥有的良好联赛秩序和公信力进行了严重的挑衅。实际上，在实德入主大连足球的几年间，对于足球的投入虽非阔绰无比，但在球队的经营上，尤其是在成绩这个硬指标上依然可圈可点，为足球城带来了声誉。但正是由于这个“系”的实质上存在，实德队在本质上无法像王键林的万达时代那样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而授人以口实，造成了比当年大仙王俊炮制的“悲哀论”还要“悲哀”的负面效果。这可能并非徐明的本来目的，但实德系的客观存在的确混淆了某些界限。

　　回到四川足球，我其实一直很佩服，也赞同四川媒体在实德系仅仅处在萌芽状态时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这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完全是胳膊与大腿之间的较量，但恕我直率，我鄙夷川人(我了解得不太全面，可能是某一部分)后来在徐弘率队保级成功后额手称快的舆论导向。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还肯于重新审视川足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川足的最大悲哀，绝不是从全兴退出、实德接手开始的，而是在“川中不能无足球”的错误意识下“卖身”所带来的恶果。

　　川中为什么不能无足球？这个问题和川中不能无火锅一样吗？至少在我的答案里是否定的。火锅是四川的象征，足球在那里肯定不是，甚至足球在中国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四川为什么一定要搞职业足球(注意：我说的是职业足球)？没有钱就不能玩足球了吗？没有了全兴，没有了大河，没有了冠城，不是还有成都五牛吗？即使没有五牛，四川彻底没有职业足球了，川人总不至于连火锅都食之无味了吧？红塔比不比全兴有钱，他们撤出了职业足球，也没见云南人不吃过桥米线了。足球，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一个错误的原则下所产生的连续错误意识，使得已经拥有了大连实德的徐明得以堂而皇之地入主川足，这才是川足最大的悲哀。

　　谁是真正的责任者？

　　我不知道妙红的话是否有夸张成分，也不知道那位四川省足协的高官是否说过“四川人从来就搞不好四川自己的事情！”这类的话，但四川人的确没有搞好自己在足球上的事情，即使当初对于大连人徐明的入主川足，四川人要抵抗的不仅仅是徐明的经济实力，还有徐明背后看似更加深厚的背景。4年来，川足一直生活在一种既鸡犬不宁又不得不低眉顺眼的气氛中，川人在其中的抵抗也是彷徨的、微弱的、间歇性的，至少使川足在职业地位和职业操守上，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

　　我没有任何侮辱四川足球的意思，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不肯接受我的观点，川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足球和川人为什么不能没有足球，这两个几乎相同命题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困扰着我。必须肯定，徐明介入川足是由经济动机引起的，而后来在捞得钵满盆圆，并意识到派系在无形中对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健康产生了某些副作用，开始寻求脱系的时候，一个商人的利益最大化愿望决定了他不会轻易出手，拿出的首先是当初与四川有关方面所达成的必须由川内企业接受川足的所谓君子协定，当双方在付款方式上产生了分歧而结束蜜月，从而引发“从此川中无足球”的顾影自怜的感慨时，那就更是川中对足球“一个错误的原则下所产生的连续错误意识”了，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最终又造成了“川足最大的悲哀”。

　　因为当初全兴退出，川中无企业肯接手川足(或确实囊中羞涩或如妙红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而对实德敞开了大门)，从而有了徐明的介入。徐明当年俨然是以川足救世主的面目入川的，而接纳徐明的四川有关方面恐怕也是对徐明仰而视之的，因为徐大鳄不仅送来了川足的“救济款”，而且实德的工业园还给西南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算是足球功能的辐射吧。

　　但我绝对不同意妙红《休怪徐明》的观点：“当年四川全兴把球队卖了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觉得今天的结局是一个必然，从那天开始，四川人就没有把这个球队当作自己的儿子。而大连人，更俨然是一个富贵的收养者，反正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大连实德施舍你的一勺粥，已经是莫大的恩惠。”

　　也许徐明从未意识到他的这个可能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行为，会在这个运行过程中给大连足球乃至中国足球带来如此之大的副作用，他甚至在其中发展的某个阶段还想把他的派系理论在中国足坛推而广之。而那时，派系已经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东西，将它与假球、黑哨、赌球一同视为中国足球的公害。因为4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四川人本身没有搞好自己的足球，大连人(确切的说，是大连人徐明)去了，更不可能帮助四川人搞好四川足球。为什么？川足没钱，或者说全兴或其他川企不原意再烧钱的时候，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正进入一个彷徨期和痛经期，按照国际惯例，也就是我们从职业足球诞生就开始努力要接轨的东西，已经拥有了实德俱乐部操控权的大连人(确切的说，是大连人徐明)连再搞一支中超(甚至甲A)俱乐部的资格都不应该有，他原本就不应该介入川足，但是他不仅介入了，而且还可以大张旗鼓、为所欲为地去“玩”着……

　　在一半合理调整金钱的投入产出比，另一半又要在金钱的支撑下膨胀自己在足球界的欲望的矛盾心态下，年轻的富翁徐明的错误首先在于他幼稚到连国际职业足球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尚未搞懂，就将一个本来应该追求公平竞争的舞台用金钱装修成了自己公司的后仓库，而他自己浑然不知或置若罔闻，别人(包括中国足协)又对他左手倒右手的“手段”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而无可奈何，所以，当今天我们要追究究竟是谁造成了从未掉过级的川足的悲哀结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竟然无法在其中找到一个真正的责任者！

　　这又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何况足球？

　　关于实德系对中国足球造成的危害，究竟谁该负责任，周文渊先生认为，实德系的存在追根溯源，板子仍然要打在足协的屁股上。其一，对实德系过于托大，没有在源头上将这种行为扼杀在萌芽中，以至尾大不掉并群起效尤。其二，对于职业足球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仍然以专业足球时代的观念、方法对待。其三，中国足球没有实施彻底的职业化改革，失去了钳制这种派系分裂最有效的行业自律利器。

　　从表面上看和实德系产生以后的舆论导向，以及实德系解散后的实际效果来看，周文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要问，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足协为什么在实德系长达4年的生存时间内一直表现得无能为力呢？固然，足协应该对实德系给中国足球造成的副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迟至4年之后，足协才敢于下死手勒令解散实德系，而实德和徐明也没有了G7革命时与足协对抗的强硬，说明彼此已经在派系对中国足球的副作用的问题上达到了心照不宣的地步，采取了理解与合作的态度。

　　据实德某些高层人士介绍，他们的徐老板当初入主川足，初衷并不是为了缔造派系，而是纯粹从商业利益出发，趁着全兴退出，没有川企原意接手足球的机会，以川足救世主的姿态，借足球为媒介，大举进军西南开拓实德的产业。徐明一开始可能还有将川足转手倒卖捞上一把的打算，但后来实在是因为粘在手里而没有办法脱手，结果是非也因此层出不穷。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就是徐明构建实德系其目的并不在于从系内球队身上获取称霸的必需分数，而在于准备在中国足坛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真正的目的在于要统治中国足坛。也许徐明还像《南方周末》的评论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商人，徐明走出的每一步棋，都带着让人难以辨识的后手。实德系最初出现的起始原因，就因为徐明是一个商人。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浪费自己手中的资源，徐明终于感受到了足球的魔力：足球能带来的绝不是金钱，而是一种威望，一种信誉，一种在这个地区的超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使他的商业帝国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壮大起来。徐明不是单纯为了钱才这样扩张，或者说他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才这样扩张，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知名度和声誉。

　　直到实德系解散的今天，我们都不能否认徐明当初的商业目的和4年间从未松懈的商业追求，但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徐明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才是一个因为有钱而开始“玩”足球的老板。他入主川足的行为动机如果不是藐视在国际职业足球领域内业已形成的规范，就是幼稚到连国际职业足球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尚未搞懂。其实，一些无忌无畏的东西在中国(不仅仅限于足球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一位进入

　　在实德系走势强硬的时期，足协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每每喊打，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不时自己给自己找点没趣。其实，在派系的问题上，足协还是在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中国的体制(不仅仅是足球体制)决定了这方面工作的难度，徐明可以抽出资金另建子公司或给控股公司，从而达到控制第二家、第三家足球俱乐部的目的，而这种资金的转向是作为民间机构的足协很难掌握到证据的。所以，在这里替足协说一句公道话，非要把那里看作是包龙图的开封府，未免有些勉为其难吧？

　　徐明源于无忌无畏，足协囿于无证无据，川足苦于无奶无钱，中国足坛4年来的一场违法婚姻演出的闹剧最终能以喜剧收场——这是中国足球治理联赛环境的开始，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没有意义了，如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何况足球——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巴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