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自然之外 达喀尔还能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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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科尔德考科成了第28届达喀尔拉力赛的第一个捐躯者。他是为这个残酷的赛事牺牲的第23位车手。在9日从努瓦克肖特到基法、全长874公里的赛段上，这位摩托车手摔倒在离出发点250公里处，颈椎折断。

　　10日早上传来了这一噩耗。对于这两届达喀尔拉力赛来说，10日成了一个悲伤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早上，驾驶69号摩托赛车的侯赛·马努埃勒·贝雷斯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他是在6日从祖埃拉特到提吉特的赛段上受伤的。

　　死亡，成了达喀尔拉力赛悲壮、残酷和离奇的一个撼人心魄的注脚。

　　这一致命的威胁，就连这一赛事的创始人切尔利·萨宾也未能豁免。1986年1月14日，他驾驶直升机遭遇风暴，机毁人亡，享年39岁。

　　除了比赛成绩，死亡、受伤、退出，成了人们关注达喀尔赛事的三大内容。但是，如果我们从达喀尔赛事越来越兴盛、关注度在全球越来越大的事实来做一个冷静的分析，就会发现，比起其他

　　达喀尔拉力赛不是一场单凭技巧和运气取胜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离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伤，富于韧性的战役和博弈过程，在某一种程度上讲，它能够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光芒变幻。

　　对于人来说，与其说达喀尔拉力赛是一场体力和车技的比拼，倒不如说是一次长时间的意志和智慧的锤炼；对于一辆车来说，与其说是技术的验证，倒不如说是可靠性的考试更为恰当；对于参赛的团队来说，与其说是一次荣誉和体验，倒不如说是一次提升管理素质的拉练。在去年，郑州日产总经理郭振甫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郑州日产)第一次参赛胜利跑完全程是偶然的话，第二次参赛获胜就是必然。”

　　圈内人士把达喀尔拉力赛比喻为“精神放牧”，我同意这个说法。去年12月30日，在巴塞罗那等待参赛车辆行政检查时，我发现还有一辆“挎子(带边斗的三轮

　　如果说是“精神放牧”只反映了达喀尔参赛者精神境界中个人心理上追求惊险刺激的一面，那么，车手之间扶困济危、甚至车队之间相互帮助的大家庭精神，则是一种“精神升华”。

　　帕拉丁车队已经参加了三届达喀尔拉力赛，不管是周勇、徐浪，还是卢宁军，在危难时候，三位中国车手都接受过外国车手的帮助，有时是别人用车把他们从沙窝中拉出来，有时是别人匀给他们一点油；反过来，三位中国车手也屡次向陷入困境的外国车手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这种互助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在充满绝境的达喀尔征程上所特别需要，也是当前我们这个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渴求的。

　　看达喀尔拉力赛，除了“玩”，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