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中国足球资本危机

　　-本刊记者/程丰余

　　从阎世铎到谢亚龙，中国足球由中甲走到中超，却没有走出昨天

　　曾经轰动一时的本山入主辽足

　　一事，谁也没有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至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以这种方式收场。几年来，本山“忽悠”了大江南北，忽悠的国人都不得不用景仰的目光期待下一个忽悠的对象。但是，谁想过本山也会被忽悠？要怪只能怪他和足球的亲密接触晚了至少10年。

　　足球，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在米家军把国歌带入世界杯赛场时，这种狂热被推向了极致。而可惜的是，如今中国足球产业还没来得及走上巅峰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绝唱。

　　足协公信力丧失

　　足球产业不断降温，商家驻足观望，都希望官方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此时足协挺身而出，“豪赌足球”成为一种理念，一时间深入到足协上下的各个阶层。在完成中国首次进军

　　不断的暂停联赛,无休止的集训，国人的希望反而越来越小。于是乎，很多让人翘首期盼的许诺和希望，最终无一例外成为不堪回首的记忆。诸如取消升降级这一类拍拍脑袋就轻易做出的决定，至今仍然对中国足球起到决策性作用。

　　联赛丑闻不断，公信力严重丧失。当管理者言而无信，执法者不按统一法度处事，具体问题得在平衡方方面面关系之后进行处置时，这样的为官之道将最终毁坏当政者的权威。

　　欠薪不是新闻

　　一位俱乐部总经理曾公开抱怨，打一场比赛需要30万到36万元成本。其中治安费每场6万，场租费8万，连公交车补贴每场球都要付4万到6万。而一场球的最高门票收入也只有10万左右，一场就要亏20多万。

　　加上中国足协对联赛经营权和冠名权的高占有率，使得俱乐部平均每年只能从足协得到400万的分成。场地广告50多个，能留给俱乐部出售的只有15个。在电视转播收入上，俱乐部也指望不上什么。

　　俱乐部自主权有限，不能自我造血、自我生存。相反，队员的工资却每年增加。1994年以前，中国足球一直实行专业队模式，许多体工队每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元。1994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职业球员的收入猛涨到每月2000元左右，此后的几年则是以几何数字的方式往上飙。

　　2004年，鲁能给国脚和核心队员的待遇是320万元一年。球队拿到中超杯冠军与

　　俱乐部在亏损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减少队员薪金，但中国的俱乐部不敢擅自砍工资。我减，别人不减，球员必然转会，人才流失，出不了成绩，赚钱越发没了指望。

　　在这样一个高投入、少回报的畸形态势下，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无疑让老板们大松了一口气。降薪，是他们最直接的反应。说到底足球投资也不过是商家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经营手段。

　　当投资的品牌没有竞争力时，减少投入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基本保证。如果把中超作为一个品牌，在取消升降级后，商家没有了失去这个品牌的担忧，减少投入是非常正常的手段。

　　虽说此事是俱乐部的老板们做得不够厚道，但最终的受害者是中国足球。2005年欠薪始作佣者深圳平安俱乐部在迟尚斌之后，郭瑞龙也下课了。

　　他的罪名并不比老迟冤多少，“违反纪律，擅自将20万奖金未经请示，补发了球员被俱乐部拖欠日久的工资”，这就是理由。这年头到底还是债务人牛，债务人是大爷，债权人是孙子，早已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又一著名现象。

　　球霸权威超教练

　　中国职业联赛的低水平管理，导致球员的坏毛病养痈成患，积重难返。且一旦球员面临处罚，俱乐部首先想到的是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球员的处罚更是带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个人意志性。在这样的环境中，息事宁人往往成了足球管理者的最好选择。

　　而球员从默默无闻的小辈长成“星”后，脾气也随着名气暴涨。今年鲁能队的比赛，郑智多次因不满裁判判罚骂骂咧咧，甚至要退出比赛，李玮峰则几次因口角手捏对方脖子，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规犯科却没有受到任何追加处罚。

　　最终，来自亚足联的封杀令才让酣睡中醒来的郑智开始愣怔。在国人不太牢靠的记忆中，亚足联曾先后多次对中国球员痛下杀手。凑巧的是，被杀的都是国字号腕级球星。

　　一味姑息养奸，最终导致球霸的出现。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们只是讨薪的带头人。随着事态的发展，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同情和理解，到怀疑其动机及是否具备作为职业球员应该遵守的最基本职业道德。

　　从联合起来请病假，到集体罢赛，再到集体输球，卫冕冠军积分垫底。直到迟尚斌黯然下课，深圳队又奇迹般地重新开始赢球。队员成为球队的实际老大，并最终成功弹劾教头，这不能不说是在特定体制纵容下出现的一大笑话。

　　当训练和比赛都能成为要挟他人的王牌时，识时务者充分认识到眼前利益的攫取更为重要。于是，非正常手段获取金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不知何时开始，教练布置战术只能在比赛开始之前的片刻，球员的通讯工具赛前必须上交，甚至客场作战时，酒店地址也成了保密工作的重要部分。虽说中国球员开始介入赌球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但韩日世界杯上就已经传出中国队惨败小组赛与个别球员参与赌球有关的消息。

　　“默契球”的大行其道，加上俱乐部少发钱乃至不发钱，队员更有充足的理由拿赌球来补足差距。几年前太阳神队公开处理参赌队员之事，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处理的几名球员几乎占据了该队的大半个主力阵容。

　　在中国联赛中到底有多少球员参与赌球，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某教练的话很能反映出中国联赛中赌风之盛：“过去是10个球员当中有9个不赌，现在恰恰相反。”

　　动辄几千万的投入换来的只有一场空；年复一年，累计的资本流失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职业俱乐部如同无底洞一般，有多少钱最终都难以填满。大环境普遍不景气的情形下，中超俱乐部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严重的“病疾”。有的内讧严重，有的经营不善，有的外患成灾，有的丑闻不断，几乎没有一支球队可以静下心来将心思用到潜心研究技战术上来。

　　有人预言，中国足球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危机的年代，如果再任由“赌球”在联赛中兴风作浪，那么中国足球人苦心经营和摸索了十余载的职业联赛将遭到历史性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