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遭人陷害，被他人投放违禁药品，孙英杰已经不是第一人。2002年10月，山东举重队5名队员被另两名队员投放违禁药物，集体栽倒在了兴奋剂检测之上。半年之后，投药案“东窗事发”，司法机关竟然拿两位投药者一点办法也没有，最终只是中国举重协会对二人终身禁赛而一了百了。而这一次孙英杰要高明得多，想到了以名誉损害之名，将投药者于海江告上了法庭且迅速胜诉。
一场离奇的官司告一段落，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更加扑朔迷离，仔细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已经陷入难以自圆的悖论之中！
首先是被告于海江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与其承受责任之间的悖论。假如于海波所做所为确实属实的话，他如此严重地扰乱了十运会的程序，又如此严重地影响了孙英杰的运动生涯，就应该不仅是承当民事上的责任，而是追究其是否该承当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第114及115条中有“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条款，但于海江虽然投放了违禁药物，但“强力补”显然不属于相关罪名中所罗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所以，于海江没有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243条有“诬告陷害罪”，于海江投药之举虽然最终确实“害”了孙英杰，但这显然与陷害犯罪又相去甚远，所以，同样没有触犯诬告陷害罪……总之，《刑法》中没有将于海江行为列入犯罪并进行打击的条文，于是，按照《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名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于海江当然也就无法被定罪，无法定罪，自然也就无法治罪。
这样一种影响恶劣的行为，可以悠哉优哉地“逍遥”于刑事责任之外，甚至连行政拘留的风险都不会有，这说起来确实是个莫大讽刺。
另一个悖论在于：同样的证据，在法院和田管中心听证会两者之间的不同效应。按照法院判决书，孙英杰11月15日就已提起诉讼，而中国田协关于孙英杰事件的听证会是在11月18日进行的，这就是说，孙英杰在希望田协“主持公道”之前，就已经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讨还清白”。根据11月18日听证会后中国田协相关人士的说法，对于孙英杰和王德显所提交的“证据”，大家有着普遍的疑问。十运会兴奋剂检查部副部长赵健的态度便是：“她描述的事实还存在很大疑问。”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孙英杰“证据不足”，那么她如何能在听证会之前就顺利地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受理的呢？如果“证据不足”，她又如何能速战速捷赢得官司呢﹖难道中国田协所要求的证据真的比法院还要严格不成？
第三个悖论将由田管中心来面对：最新消息显示，有关方面已表态不会因为法院判决而改变对孙英杰的处罚。坦率地说，这态度虽然坚决，但很有些不服民心。原因很简单，若孙英杰果然是被冤枉的，则如此不分清红皂白的“公平处罚”实际上已偏离体育精神，与中国举重协会免除对五名被投药运动员处罚的决定相比，难有公正与理性可言。若孙英杰其实并未被冤枉，则不仅是于海江这个“替罪羊”太冤枉的问题，孙英杰师徒甚至有妨碍司法公正并触犯伪证罪的嫌疑，此性质在兴奋剂违禁的基础上又不知逾越了多少步。
所以，面对五大连池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国田协没有理由继续沉默，当断则断，否则，便倒反而有可能成为更大的丑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