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足球界的权力？毫无疑问，和所有行业一样，最高体现仍然是其领导层的意志——而这个领导层的核心，暂时还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机器人。也许出于对外在公平的展现，此人往往会刻意掩盖个人色彩。请注意布拉特惊悉土耳其队队员主场痛殴瑞士队员后的表态，“我作为国际足联主席，而不是一个瑞士人……”在愤怒时，他仍然暗示自己的立场：不会滥用私刑，但是谁又能擦掉他心中的十字旗？
在吉隆坡南部荒郊野外，亚足联总部通常门庭冷落。但从今天起至12月2日，这里将聚集中国足协的四位主席——谢亚龙、杨一民、张吉龙和薛立。为了应付一个亚足联年度会议，如此规格堪称史无前例。显然，中国足协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要阵容齐整进行一次公关活动，张吉龙能否当选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不但涉及到亚洲足球利益的重新分布，也和时下惨淡的中国足球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有人要对这个论断给予一个反驳，不妨回想一下亚足联对于乌兹别克上诉更正和巴林第一回合比赛时的裁决。假如哈曼不是西亚人，亚洲足球不是像目前这样体现重西轻东的格局，亚足联又怎么会把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狡猾归结为乌兹别克要求“取消(cancel)”两字上。19世纪政治观察家托克维尔就说，“在民主时代，专制的本质不是凶暴和残忍，而是假装注重无关的细枝末节。”张吉龙能否挤掉斯里兰卡的费尔南多，是能否打破这种专制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权力分布的分水岭。
事实上，在维拉潘说话算数的时候，中国足球在亚足联还有地位，但是，哈曼上台，开始依靠国际足联的后台独断朝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按照原来的规则，张吉龙替代三次缺席亚足联执委会会议的塔基，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现在，却变成了修改亚足联章程，将原来的“任职时间最长者是第一副主席的当然继任者”改为“由主席从三位副主席中提名、执委会通过”。由于亚足联已经是西亚足联，东亚足球中，随着日本国家队长期在国际足坛的强势，以及外来势力澳大利亚的新近加盟，其形象代表已经断然轮不到中国。不管是许放还是张吉龙，他们在亚洲足坛虽然八面玲珑，但是因为地位所限，很难把朋友转变为关键会议上的“死党”，为本国足球争取到现实利益也就很有限了。2001年的世界杯预赛抽签，应该是中国足球公关的最大成功。随着亚洲足坛新旧势力的变动，争取第一副主席位置，已经是中国足球必须夺取的战略制高点。那个平时里每个人都喜欢的“吉龙”，不仅仅应该作为一个“好人”在亚足联出入，更要作为一个“强人”为中国和东亚足球把握权柄。
桌上不能替代脚上的比赛，但是公关和竞技体育利益已经如影随形，这一点无人否认。为了争夺世界杯的主办权，当初郑梦准甚至关心布拉特和日本足协官员谈话表情；FIFA和AFC已经越来越像政治机构，这不是布拉特或哈曼的错，而是足球产业发展到这个地步必然的阶段。近年来，连布拉特都已经失约过“南非主办世界杯”，也曾站在爽约的英格兰足总一方反对德国举办世界杯，足球的竞选和公关复杂程度绝对不亚于政治大选。
公关，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对于本来弱不经风的中国足球，听起来有点旁门左道。张吉龙竞选第一副主席，和中国足球和球员先搞好自己的联赛，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其托洛茨基式的反问式回答为：你的左腿和右腿，哪一个更重要？毫无疑问，这是为未来10年中国足球建立良好基础并行的两条主线。不能回避一种现象，为了达到目的，工作有时候看似南辕北辙荒诞不经，像沈昌文在《温故》里面回忆一些新四军白区工作者，“白天出去和那些物资老板打牌，晚上回来还看书……一看是英文书，《桥牌技术》……那真是为革命而赌博啊。”
“自己不动，叫天何用”。在吉隆坡，中国足协的四大主席已经全面“动”起来。无人奢望他们直接在桌上谈判到2比0胜韩国，直接获得20届世界杯出线权，但在亚足联的博弈游戏里，大赌一局势所必然。中国足球不但争于气力，也终于迈出逐于智谋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