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中国体育道德的底线在哪里

　　“官运会”、“药运会”

　　作为奥运会“简装版”的全运会承载了运动员国内练兵的重任，每届全运会结束之后的团体总分和金牌总数排名也被视为各省市体育实力的体现。这些数字直接关系到当地体育局官员的升迁罢黜，正因如此，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家体育总局实施奥运战略，省市体育局实施全运会战略，地区和县体委实施省运战略”。为此，各省市都全力以赴、不

计代价，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全运会也因此常被戏称为“药运会”，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每届全运会都会出现一批“内战英雄”，田径、游泳这两个薄弱的基础大项，每逢全运便疯狂，而在举重台上世界纪录已成薄纸一张，一捅就破。

　　自广东九运会之后，国家体总便开始加强反黑(反兴奋剂、反不公平竞争)力度，查获战果让更多人思考举办全运会的利弊对比。九运会前四川举重队和山西田径队接连被查出的囤积兴奋剂大案，暴露了全运会最为丑陋不堪的一面，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直言，“这无疑是有组织的行为，运动员实际上是受害者。这么多的违禁药物是需要大批资金购买的。钱从哪里来，一个训练基地哪有那么多的资金？敢于顶风使用违禁药物者，必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而不是运动员。”

　　在恶性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之下，一些体育官员也对以全运战绩衡量政绩提出异议，最典型的话语出自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九运会上他为竞赛公平的缺失极度不满，意冷心灰，“这样的全运会不参加也罢！”然而并非每个地方体育局官员都可以如此洒脱执言，上海八运会之后多位地方体育局负责人因战绩不佳被撤职，更使得后继者百倍小心，在全运战略上倾尽心力。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是，一些地方代表团的恶性违纪事件中，体育局局长往往脱不了干系，有的甚至就是牵头拍板之人。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吴寿章曾为此大声疾呼，称全运会就像不停顿的战车，捆绑着地方的体育行政长官。他呼吁综合评价地方体育工作，为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长们“松绑”。他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评定地方体育工作，改变唯全运金牌是论的绝对化和片面性。“第一，国家利益为先的原则。举办全运会目的之一是培养和造就人才，‘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一个新人，比全运会上一枚金牌更宝贵。第二，综合实力，全运积分排名并不能完全表明一个地区的竞技体育总体实力。第三，全面评价体育工作。” 然而这番金玉良言并未引起关注。

　　“钱运会”

　　一如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所言，“我们现在搞竞技体育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这样搞下去是要出现腐败的！”江苏十运会果然成为多年积弊的总爆发。

　　而由于教练员、运动员的户口和关系都在地方队，在现实利益面前，他们也格外看重全运金牌。体育圈有个说法是，“国家队管上半辈子，地方队管下半辈子”，意思是年轻时在国家队扬名立万，年纪大了退役还是得靠地方队养老送终，因此，全运会也是运动员报效地方政府、地方体育局，为自己挣养老资本的时候。

　　为了激发运动员的斗志，各代表团均以重金悬赏。本届全运会上，冠军奖金最低的为15万，最高的已经达到40万元，除去奖金之外，还有住房、就业等各方面的奖励和优惠。一些在金牌榜上没有竞争力的省份，对银牌、铜牌选手也给予重奖，以期在总积分上能有所突破。以陕西代表团为例，该省在十运会开幕之后紧急提升银牌铜牌奖金，其中银牌奖金从上届3万升至5万，铜牌则从1万涨到了3万，金牌奖金虽然只从15万涨到16万，但也追加了一套价值40万的住房。

　　这样的涨幅为奥运奖金所不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奥运金牌得主均可从国家体育总局获得冠军奖金，但奖金仅有6000元人民币；在汉城奥运会之后，涨到1.5万元人民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体委发给金牌选手的奖金为8万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也维持这一标准。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奖励额升到了15万元。雅典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专门就提高奥运冠军奖金向国家财政部提出申请，其中“奥运奖金受到全运奖金冲击”也是原因之一，财政部特批之后，奥运金牌选手的奖励这才提高到税后20万元。

　　一位地方体育局官员称全运奖金已经成为地方财政不能承受之重，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陕西省冠军奖金16万为例，除冠军本人获得16万之外，再加上那套价值40万的住房，个人收益达到56万。“除了他之外，冠军教练同样获得16万，项目中心10万，输送单位还有12万，而从局长到下属各个工作人员还要按比例分钱。”这位官员估算，陕西代表团每获得一块金牌，地方财政就要支出近100万人民币，“陕西还是少的，其他省份更多，一个全运会下来，哪个省没有几百万的奖金开支啊！”

　　全运会涉奖面之宽、奖励数额之大，势必催生更多的丑恶。贿赂裁判、私下交易、东道主优势，乃至少数代表团集体决策作乱等等几乎已经演变成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九运会上的裁判问题引发了一场场闹剧：马术盛装舞步个人决赛中，东道主选手在出现严重失误的情况下，依然夺冠；赛马场上遭受“暗算”的新疆队队员怒翻裁判台；在

　　全运何处去？

　　全运会创办以来，迄今没有一届组委会宣称自己挣到了钱。江苏十运会组委会虽然破天荒地成立了一个全运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且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下，由总局办公厅签发了一系列商业开发约束条例，但是由于在硬件设施以及前期投入上的大手笔使得本届全运会的“钱”景依然堪忧。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全运会从创办之初就没有把赚钱作为目标。为了保障全运会的顺利举行，自1959年首创以来，一直由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轮流坐庄。第7届全运会原本计划在成都举行，但最终还是因为四川方面经济实力不足临时改为北京和四川联办。因为主办地在硬件设施和组织接待上花费巨大，国家也曾将赛事经营权下发给主办地，甚至将赛事收益分成也馈赠给主办地作为补贴。

　　一位体育总局官员笑言，举办全运会赔钱，但是能办全运的地方一定得有钱！能够负担全运会的巨大消耗也从侧面反映了一地的经济实力，正因如此，尽管全运“钱”途暗淡，但是作为一项政府奢侈消费，它在形象工程的建设上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第十届全运会在筹备之时考虑迁移至北京、上海、广东之外的地方举行，马上引来了江苏、辽宁、陕西、湖北、浙江的五省竞争。

　　而全运会最终希望形成一个怎样的赢利分成模式？国家体总官员坦言目前对此还缺乏研究。

　　有专家开出了药方，建议将全运会提前至奥运会前一年进行，更名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暨国际奥运会选拔赛”，放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主要目的是选拔奥运会选手。将国内低水平的内部竞争直接与奥运、亚运金牌目标相连，让各省市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小，直接在奥运会上见分晓，以期“以全运促奥运”的功能真正得以实现。除此之外，还有专家认为，应大力推行以全民健身为主题的“全民运动会”，让全运会真正成为寻常百姓的健身大会，成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