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国奥选帅展望 朱霍捕蝉米卢在后？

　　还记得2004年度亚洲最佳教练是谁吗？答案是：伊拉克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阿德南，一位土生土长的伊拉克人。

　　不过如今的阿德南已经挂冠而去了——在率领伊拉克国家队打进亚洲杯8强并指挥伊拉克国奥队杀进雅典奥运会4强之后，去年年底，一度被奉为伊拉克民族英雄的阿德南，由于带队在海湾杯赛中名落孙山，无力面对国内一片指责声讨最终只能黯然交出了教鞭。

　　阿德南一飞冲天紧接着又一落千丈的一段经历，人们依据不同的理解自然也可以揭示不同的结论：比如，亚洲本土教练也有能力创造奇迹；或者，亚洲本土教练归根结底还是难成大器。

　　当现代足球的鼻祖英格兰人都放下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毕恭毕敬请来瑞典人埃里克森执教其国家队的时候，整体水平相对落后的亚洲足球，当然就更有必要甘当欧洲人或者南美人的“小学生”，以谋求渴望实现的进步与提高。

　　一些亚洲球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久前刚刚夺取世界杯入场券的日本、韩国、伊朗、沙特四支球队，各自的主教练——济科、邦弗雷雷、伊万诺维奇以及卡尔德隆，无一例外都是外籍教头，似乎这并非只是偶然。

　　过程总是要比结果更为复杂一些。我的意思是，尽管外籍教练在日、韩、伊、沙顺利挺进德国世界杯的累累硕果下，彰显了自身的价值、感受了喜悦的幸福，但作为外籍教练这个群体在亚洲范围内的执教历程，并不是“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更不是“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比如，沙特队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十余年来，不知道先后有多少外籍教练一如走马灯般地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甚至其中还不乏世界足坛的顶级教头，比如时下正在执教世界冠军巴西队的佩雷拉。

　　有一点无法忽视，那些在亚洲国家走了麦城的外籍教练大体上也都是具备足够的执教水平的，但最终失败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运气欠佳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致命的败因恐怕还是深陷于严重的“水土不服”。

　　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几乎困扰着每一位前来亚洲执教的外籍教练。这一点，在中国足球身上看似体现得最为明显，自1991年至今的14年间，共有施拉普纳、霍顿、米卢、阿里·汉、克劳琛先后登陆中国掌管国家队、国奥队以及国青队，平均不到3年就有一名外籍教练大驾光临；按理说聘请外教的密度已经足够大、信念也足够执著，但实际效果平平、质的飞跃鲜见；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任外籍教练在任期间，都与身边的“中国足球人”联手弹拨出一曲一曲的不和谐音符，以至于胜利也要蒙上一层阴影，失败则更是平添一道伤疤。

　　简单将此全部归罪于“中国足球人”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免有失公允，比如特鲁西埃之于日本足球、科埃略之于韩国足球，也同样有过水火难容，最终导致分道扬镳的事情发生。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短时间内中国足球若要请来真正的世界一流外教可能性不大，只能在本土教练以及类似米卢、霍顿、克劳琛这样的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外教中选择；不得不说，三名外籍人士在与“中国足球人”相处共事中关系最为和谐的无疑就是英国人霍顿了。

　　如果我们认同中国足球只是“小学生”，没必要请来“大学教授”调教的观点，那么其实无论是米卢、克劳琛还是霍顿，执教的水平都应该是足够的，剩下的也是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更能与中国足球和谐地“在一起”；其目的显而易见，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谋求相互的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形成一股合力。

　　在新一届国奥队主教练的人选上，霍顿逐渐浮出水面几乎是一种必然——作风严谨、理论丰富、环境熟悉、口碑良好……即使曾经也是失败者，但英国人却依然赢得了中国足协、中国教练以及中国球员的一份尊重。

　　如果中国足协最终决定由“朱广沪+霍顿”这样一种崭新的土洋结合的方式统帅新一届国奥队，看上去是现阶段条件允许范围内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毕竟两个人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并且真正地相互认可，至少更容易营造出一个更为和谐的执教氛围。

　　至于克劳琛，坦白讲，其与中国足球的缘分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米卢呢？我以为米卢未来将以“一只黄雀”的姿态与中国足球若即若离——倘若有一天，“螳螂捕蝉”的“朱霍组合”不幸兵败如山倒，则届时塞尔维亚人重返中国实施救火不会有什么太大疑问。

　　因为那个时候，和谐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火速前来，以解燃眉之急。网络调查显示：现在有近60%的中国球迷全力支持米卢执教国奥队，真到了中国足球最危险的时刻，这个百分比恐怕将提升到90%吧？(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