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一场闹剧就这样轻易收场？

　　“我对深圳队队中的“球霸”操纵比赛、去年联赛中的打假球、贿赂现象等事情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我为自己的讲话负全部法律责任，也将会通过正规渠道，向中国足协及有关单位陈述、举报。”-----杨塞新5月23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李玮峰、李毅和李雷雷以及其他队员在这场比赛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表现，证明了他们自己对足球本身的热爱，对全国人民的尽职尽责，拥有很强的职业精神，对中国 足球负责，我对此深表感动。也希望他们在国家队有更好的表现，为国家队争取更多的荣誉。”“我在这里正式宣布，对我自己以前所说的‘球霸’和所反映的一些情况，不再向中国足协进行申诉。”-----5月25日深圳队1比0战胜三星水原后，杨塞新向媒体发表最新感言。

　　“在胜利面前 一切都很渺小”----5月26日，某专业体育报在深圳战胜三星水原后，对深圳事件做盖棺式评论。

　　一场闹剧就这样在短短48小时由高潮匆匆进入尾声。一场普通的亚洲俱乐部间的比赛，被升华至“国家荣誉”、“全国人民”等宏大词语后，为这场闹剧铺设了台阶，群丑们就这样转身下台。但，“胜利面前”，真的就“一切都很渺小”？一场闹剧就让它这样轻易收场？

　　以宏大对宏大，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不合时宜地谈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吧。

　　迟杨爆料，23日爆至权威的国家通讯社面前，而内容已不仅是所谓“球霸”这种球队内部的茶杯中风波，而是“打假球、贿赂”这类触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还是有“充足的证据”----比如60万黑金。

　　关键词：法律。

　　法律的尊严对一个法制社会意味着什么，不需要我在这里做普法宣传。与法律的尊严相比，这么一场比赛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假如在这么一场球赛的胜利面前，法律可以变得很渺小，那我们活在其中的社会是怎样一个荒诞而无望的社会？

　　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新闻界大爆内幕在先，或自找机会转圜或干脆矢口否认在后。这种把戏在中国足球圈已不是第一次玩。在这种玩法里，新闻界成了这些人的一个工具，通过爆料而向对手施压，以期在背后达成各种见得人或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大约是这么玩的人的一种主要目的。而可悲的是，新闻界不以此为杵，反以此为幸，跟随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魔怪们起舞翩迁。如今，这种把戏都玩到了素以权威、严肃面目示人的国家通讯社头上，岂不悲哉？！

　　关键词：社会公器。

　　对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或一个有志于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来说，新闻媒体被称之为社会公器。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新闻媒体完全以“社会公器”自况，那不是超给幼稚就是超给自恋。但，我们可以做不到上限，却不能不坚守底线，最低的底线就是自尊----比如，我们可以无能去像我们的世界同行那样揭开重要新闻事件的事实真面目，但却绝不可以给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吹喇叭抬轿子，更不可以给他们的无耻媾和去盖棺材板，无论是以胜利的名义，还是用和为贵的中庸之道。

　　当我们无法做到查明死因时，那就让他们曝尸，这是维护我们职业尊严的最低限度。

　　2002年，金融界曾查处过一个地方银行行长的贪污案。起因偶然的很----一位检察官在和朋友聚会时，听别人聊到某行长生活腐化程度严重，大大超出其可能的经济能力。职业的敏感使他从此留心了这个人物，而最后终于有机会调查此人并立案侦破。

　　这个故事说明，即使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制度还有着种种的不如人意，但有强大国家意志做后盾的公检法司机关只要有起码的职业精神，也还是能够有所做为的，否则，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与黑社会被查处。但奇怪的是，中国足球圈似乎成了一个法制之外的冒险家乐园。遍览各类媒体，从未有一个行业像中国足球一样，隔三差五，总有那么多冲撞国家法律的丑闻爆出，但结果却总是无人过问。于是，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说任何话，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我指的是在公众面前说出的事关法律的各类言词与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关键词：看门狗。

　　公检法司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看门狗，他们看守的是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无力使它不断向上提升，那也至少应保证其不向下堕落，公检法司就是保证这个社会不会向下堕落的最后看门狗。但遗憾的是，他们本该灵敏的嗅觉在这个圈子面前似乎彻底失灵。是这个圈子太小，引不起他们的重视，还是有其它原因？

　　当球员有问题时，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俱乐部；当俱乐部有问题时，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到足协身上。如今，职业化十余年的种种事实早已让人们对以足协为中心的这个圈子不敢再抱任何希望，于是，又把目光投向国家体育总局。而当这个国家体育最高管理机构同样让人失望时，最后的希望也就只能寄托到看守这个社会最后底线的看门狗身上。

　　但，他们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希望吗？至少从2001年所谓扫黑开始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什么真正的希望。(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