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魄：职业化是中国足球的“大冒进”

　　2003年2月25日，NBA执行副总裁海蒂·尤伯罗斯一行来到北京，他们同北京市有关方面为火箭队和国王队来北京上演一场原汁原味的NBA季前赛进行了磋商。央视体育部主任马国力参加2003年NBA全明星赛期间，与NBA签下了NBA中国季前赛的电视转播合同，并确定NBA中国季前赛当年秋天举行。但后来由于非典的原因，这场赛事不得不推迟。2004年10月14日，NBA中国季前赛终于登陆中国上海。

　　细算起来，NBA至今已经有59年的历史，美国男子篮球的职业化更是要追溯到19世纪末。它的商业化模式早已经成熟，可为什么迟至去年年底才实质性地迈出开拓中国市场的步伐呢？——美国商人在等待时机。

　　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任何市场的开发都需要时机的成熟。而我们至今都在忽略的问题是：中国足球的市场开发不需要时机和条件吗？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不需要条件和时机吗？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从最初的火爆到今天的全面衰落，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盲目冒进的结果吗？

　　对比一下，日本的J联赛明显比我们的甲A或者中超成功得多。在日本足坛，各种规章制度十分健全，日本人严格遵守制度，因此很少听说有“黑哨”和打假球的现象。J联赛始于1993年，仅仅比我们的甲A早成立一年。J联赛的目的不是纯商业性质，主要目的是促进日本足球水平的发展。从现在看来，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联赛开始6年后，日本队打进了法国世界杯赛的决赛圈。在其后的韩日世界杯上，日本队历史性地打进了16强。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中，日本队以全胜的战绩获得了小组第一而出线。

　　虽然我们也在2001年打进了韩日世界杯，但我们与韩日的足球水平差距却在近年来有所拉大。对比一下我国的其它体育项目，我们甚至可以说，职业化改革并没有对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做出什么可观的贡献。相反，从其自身的状况来看，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可以用“失败”两字来结论。

　　事实上，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至少需要如下四个条件来给予支持：

　　1.从小学到大学、从城市到乡镇、从儿童到成年，必须有足够的群众参与程度；

　　2.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与之相匹配的法律保障、诚信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水平；

　　3.有大批懂得现代企业管理与国际化体育市场运作及俱乐部管理的专门人才；

　　4.有相当可观的体育消费市场规模。

　　显然，在上个世纪的1994年，我们的整个社会乃至经济界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运作都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至多是搞过专业体育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的体育“专业户”。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搞职业化足球，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显得很可笑。

　　中超今日的全面衰落，中国足球目前的“假”“黑”“赌”等等毒瘤的难以收拾，都是这种盲目冒进的结果。

　　就像中国足协急调裴恩才出任中国女足主教练一样，当初中国足协决定搞职业化，与它后来做的无数好大喜功的“拍脑袋工程”如出一辙，是完全不顾客观规律的“官僚”决策。——看见日本搞了，自己也就马上跟着搞。他们没有看到，日本当时早已经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市场经济及相关配套环节已经相当成熟。一句话，日本具备了搞职业足球的方方面面的客观条件，日本足球凭借职业化改革而迅速崛起就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而从职业化时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在“新鲜劲儿”下的昙花一现之后便迅速衰落，也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理解的事情。

　　改革需要谨慎，要防止盲目冒进。这在中国的很多改革领域里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定律。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防范和抵抗风险与侵犯的机制与智慧，冒进的改革就造成今天的中国股市和中国球市这样泡沫过后的持续低迷。

　　现在，有数据说，由于足球与篮球在人气方面的此消彼长，目前反映在观众收视与广告投放上的总体水平已经大抵相当。篮球产业似乎在以一个健康的形象向人们招手。

　　我们能够给出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是：作为官方背景和任命机制与中国足协完全一致的决策机构，中国篮协也有大搞“中超”的冲动。我们的提醒恰恰就是别被“盛景”冲昏了头脑，中国足球的“大冒进”就是中国篮球的前车鉴。(倍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