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非洲外援们 难以割舍的黑色力量

　　1997年，当已经27岁的佐拉踏上延边这块土地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未来的9年都会扎下来，像一棵落地生根的老树；2001年7月17日，当班宁、迪迪尔、西蒙们乘坐着“实德号”来到大连，感觉一步踏入天堂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想到之后的4年伴随着他们的是颠沛、离散，而只有三个人能够最终留守。

　　9年，佐拉从当打之年渐渐走向衰落的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如 果不是肤色，他几乎就已经成了真正的中国人；4年，班宁、迪迪尔、西蒙们从17岁那年开始的青春时代完全在中国度过，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没有商量地进入他们的大脑和生活，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他们和中国足球的缘分是偶然，也是必然。中国和中国足球早就成了他们血液里的分子，无法改变。再没有谁，比他们对中国了解更多、依赖更多、无奈更多……

　　刚果老头9年苦恋

　　从2000年年末和延边队一起离开(佐拉转会，延边队降级)，到2005年3月13日跟着已经冲甲的延边队一起回到主场，佐拉已经生疏了这种感觉，但当两万名主场球迷在零下15摄氏度的凛冽寒风中呼唤着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知道，昔日重来——延边的人仍旧喜欢他，无论是27岁的他，还是35岁的他。无以为报，他只能拼了，头球攻门打进了延边队在今年中甲联赛的第一粒入球，之后他面向球迷，双膝跪地，食指向天……记者高健报道

　　佐拉说1996年和1997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年，1996年他遇到了一生最爱的女人，而1997年他来到了中国。他娶了那个名叫贝贝的女人，“她是我的太阳，我们那里可以娶三个老婆、五个老婆，我只要一个就满足了。”他在中国一待就是九年，“我会在延边定居，对我来说再没有比中国更好的选择了。”

　　1996年，佐拉还在土耳其根克勒比尔利吉队(Gençlerbirligi)踢球，他的老乡埃尔贝也在那里效力。那一年夏天，埃尔贝的妻子到土耳其去看望他，他的妻妹也跟着姐姐一块去旅游，这个名叫BEBE(发音中文的“贝贝”，与英文的“Baby”非常相近)的可爱女孩一下子吸引了佐拉的目光。

　　当时年仅17岁的贝贝并没有什么学历，只是民主刚果国家银行的一个小职员，在窗口负责存钱和取钱的业务。而佐拉那一年已经26岁了，在普遍崇尚早婚的非洲，他已经是大龄青年了。多年的踢球生涯使佐拉错过了谈恋爱的最好时段，贝贝的出现被佐拉形容为“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之前只在姐姐的描述中建立了对土耳其大概印象的贝贝，一到安卡拉就拉着姐姐和姐夫去逛赫蒂博物馆和旧城的城堡，作为老乡又孤身一人的佐拉理所当然成了陪客。见到贝贝的一瞬间，佐拉被镇住了，“贝贝确实是太美了，我看到她第一眼之后就在想，就是她了，她就是我的老婆了。”佐拉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自己心理的小活动，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作祟，在旅途中，本来也对安卡拉不是特别熟悉的他竟然充当起导游，平时口才不是很好的他也变得快言快语，异常兴奋，贝贝不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当完了导游，佐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通过埃尔贝，他知道贝贝只在这里待一个月，一个月的，他必须在仅有的短暂时间内攻占姑娘的心，这远比在球场上射门得分更难。佐拉的进攻方式毫无新意，但很有诚意——送花，红玫瑰，天天一束，佐拉坚持送了一个月！贝贝终于被感动了，在安卡拉河的岸边，在旧城城堡的山上，两人结伴相游的身影也成了一道风景。一个月之后，贝贝回土耳其，两人的感情也早已升温。

　　与贝贝热恋的佐拉没有想到，自己很快迎来了事业上的热恋——1997年，佐拉通过经纪人的介绍，来到中国延边，开始了他和中国足球难舍难分的感情。

　　在延边最初的日子，贝贝并没有跟来，几个月的时间佐拉在煎熬中度过，只能在电话中互诉相思之苦，电话费成了佐拉在延边最大的花消。后来贝贝终于来到了延吉，尽管此前一直在土耳其乙级、比利时乙级这些等级和水平都不高的联赛中踢球，但有了贝贝做动力，佐拉在刚刚来到吉林队的时候就闯出了名声。1998年，佐拉和贝贝在天津举行了婚礼，而佐拉在那一年联赛中打进12个球，为自己的婚礼献上了最好的礼物。

　　佐拉在中国足坛闯荡了九年，贝贝始终是夫唱妇随，陪伴左右。前些年在延边的时候，俱乐部都给佐拉租了房子，如今刚刚回归，也还没有完全安置好，一家人就暂时住在世纪大厦，很快就会搬到新的家里。佐拉在球场上生猛异常，在生活中却是非常温柔，无论上哪儿比赛都要给妻子带回一些小礼物。除了料理家事和照顾孩子，贝贝在业余时间会去延边大学补习英语(民主刚果是法语国家)，在生活的锤炼之下，贝贝也已经成了中国通，无论是在延边还是重庆居住时，贝贝都可以很熟练地跟菜贩子砍价。贝贝的汉语没有佐拉好，但应付这一类的小问题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35岁的佐拉踢了19年球，除了在比利时和土耳其踢球的短暂经历之外，他在民主刚果国内联赛踢了8年，在中国竟然踢了9年，成为目前中国职业足坛惟一一个参加过甲A、甲B、中超和中甲的大满贯级外援。他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出生、成长，他的生活也因为“中国字”和“中国辣”充满了韵味。

　　1999年，在结束了租借天津的日子之后，回到延边，佐拉的大儿子就出生了。佐拉给儿子取名为Christian，这也正是意大利强力前锋维耶里的名字，佐拉说自己成为世界级前锋已经是不太可能了，他的偶像是维耶里，他希望儿子能成为像维耶里那样的超级前锋。2001年，佐拉的第二个儿子在重庆出生，这回佐拉给孩子起了个通俗的名字——Eliel，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加入中国国籍的佐拉当然也在盘算着给儿子们起个带中国味的名字，但了解了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之后，他也就不再强求了。现在两个男孩，一个6岁，一个4岁，都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佐拉对他们的期望反而不是成为维耶里了，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这样自己在延边定居之后，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对儿子有这样要求的佐拉，目前的汉语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但多数时间他会讲着英语，装作听不懂汉语，装糊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挡箭牌——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果他想拒绝，就直接用英语交流，有时就可以避免某些“骚扰”。队里的队友都知道他的汉语水平，球队甚至没有给他配翻译。一个队友讲起佐拉的汉语水平时笑着说：“佐拉是个老油条了，他能听懂你的话，但如果不想理你时，就装做听不明白的样子。他最怕高导了，有一次犯了点错误，高导批评他，他就装作听不明白，高导开玩笑似的上前轻轻踹了他屁股一脚，他马上就说听明白了，后来队里就流传开了，想让佐拉听明白汉语，就踹他屁股一脚，呵呵。”其实佐拉要面对的还不止汉语的问题，还有朝鲜语的困扰——1997年到2000年间，他的汉语一直都是“会一点点”的程度，与人交流是非常难的，那是因为队友之间的交流大都是用朝鲜语交流。直到2001年，吉林队降级，而他又来到重庆之后，汉语水平才有大幅提高。

　　无论是在延边还是在重庆，佐拉说他都摆脱不了“辣”的纠缠。在延吉踢了三年球，佐拉对那里朝鲜族著名的辣白菜非常熟悉，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但在吃中餐的时候偶吃上一些佐餐还是不错的。2001年刚到重庆的时候，也听说了那里的辣火锅非常有名。一次和队友们一起去吃火锅，之前有过吃辣白菜经历的佐拉禁不住队友的劝说，尝了一口。就这一口，佐拉就被辣得掉了眼泪。此后佐拉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彻底与辣绝缘，回延吉之后，连那里的辣白菜也是一口不动了。不吃辣的佐拉仍然是中国菜的热衷者，“辣的东西不好吃，我不喜欢。但我爱吃中国的牛肉炖茄子，还有大豆腐，米饭不错，东北的水饺也好吃，我老婆现在会做许多中国菜，想吃水饺也可以买冻的回来煮。”

　　翻开佐拉的履历，在中国的9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很成功的，只有2004年是一段空白，这一年之中一场球也没踢，而此前在末代甲A中，佐拉还上场22次，打进3球。那一段往事也是他最痛苦的经历：“中国很好，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对我不错，但我还是不想回重庆了。”

　　2001年被重庆力帆买断之后，三年之中佐拉一直是队内的主力球员，还代表重庆参加了亚优杯的比赛并在对新加坡内政联队的比赛中打进过入球，帮助重庆力帆打进四强。佐拉状态稳定，每一年也都有不少球进账，但2003年末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提起往事，佐拉在很多的时候都是欲言又止，也许他真的不太了解这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但他承认在2003年联赛的末的时候就感觉有些迷茫，有许多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太理解。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就能理解佐拉的困惑——力帆俱乐部的老总尹明善当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采访时，曾经公开表示：“我们球队已经有队员给我写了些参与赌球和打假球的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我们向司法机关呼吁能够尽快介入，彻底处理球员参赌行为。”作为第一家爆出“怀疑自己球队的队员打假球和参与赌球”的俱乐部，重庆力帆之后迎来了更为混乱的时期，刚刚降级、收购云南红塔、队伍重新整合、一大批球员也远走他乡，佐拉成了汪洋大海中的小船，再也找不准自己的方向：“当时也不知怎么了，我们俱乐部，还有我们老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说好，他说不好，他说好，我认为不好。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回到重庆，也参加了训练，但是他们不让参加训练，也不让我打比赛，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2004年6月，在重庆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佐拉听到高珲已经回到延边的消息，1999年的时候高珲曾经带过佐拉，于是佐拉就主动给高珲打电话，说起要回延边踢球的事情。高珲的答复是：延边要是冲上中甲，你就回来吧。

　　就这样，半年之后，也就是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佐拉就回到了刚果，一个月之后，又去了法国，在那里的一个乙级队巴黎步行者队中跟着训练，是他的老婆帮他介绍过去的。当时贝贝一个朋友的男友在那里踢球，佐拉当时也就是跟着训练，保持一下身体状态。12月份的时候，佐拉就又来到了延吉，这也是他第三次回到延吉，也像是重新回到了家。

　　喀麦隆孩子在流浪

　　2001年实德买进的24个喀麦隆黑孩子现在只剩下这三个，班宁、迪迪尔、西蒙，你很难准确地把他们定位为“内援”或者“外援”，事实上，两个名词都无法准确地形容中国足球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四年的中国生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这三个硕果仅存的喀麦隆人除了血统之外的一切东西……

　　记者裴力报道 班宁和迪迪尔——如果中邦高层不介意——或许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为中超联赛“混得最惨”的外援。中邦队没有给他们配备翻译，因为根本不需要；中邦队没有给他们准备宾馆，他们早已经适应了中国式的集体生活；球队用餐的时候不用专门安排西餐，他们早已经学会了灵活地使用两根木棍，享受东方的美味佳肴。甚至连他们的工资也要比大多数中超外援要低一些，据说在几十万左右，请注意，这里使用的货币单位是人民币。

　　日前召开的两会讨论到双重国籍的问题，事实上，在中邦队早就有人提议给他们申请双重国籍。“打右前卫的迪迪尔还不敢说，打后腰的班宁再踢几年绝对够得上国家队的水平。”一名中邦队内高层这样评价两个人的实力。

　　被迫“蹂躏”中文

　　只是班宁和迪迪尔偶尔还想自己摆谱，虽然没有人把他们的矫情当回事。初次见面的人往往会惊讶于两个人的中文水平。实际上骨子里，班宁和迪迪尔还是希望像其他外援一样拥有自己的翻译。

　　曾经有记者看到迪迪尔用英语打招呼说：“迪迪尔，你好，有时间吗，我想采访你一下？”“OK,ENGLISH OR FRENCH？”迪迪尔偏偏要用英语询问。“不，不，都不是”，这位记者回答：“中文，我打算用中文采访你。”迪迪尔愣了愣，“但是我是外援”，他的普通话还不错，但是表情多少有些沮丧：“好吧，那我们就说中文吧！”

　　与之相比，人高马大的班宁似乎更加实在一些。海南冬训期间，一群记者聊天，一个不了解情况的记者感叹：“中邦队怎么没有翻译？想采访班宁怎么办？”这话正好被在旁边热身的喀麦隆人听到，还没有等其他记者解释，班宁已经凑上前来：“你要采访我吗？不用翻译，我可以说中文!”搞得这位刚刚开始采访中邦队的记者大跌眼镜。

　　事实上班宁的中文水平是不错，但是还无法跟迪迪尔比。特别是英语里少见的中文发音，在他嘴里读出来如同天书，必须经过中邦队员的翻译才能够听得懂。中邦后卫张书恺队内外号叫“小树”，到了班宁嘴里就变成了“秀秀”，外人根本搞不明白这家伙在叫谁。不过几句中文国骂班宁倒是读得字正腔圆，几乎与其他中邦队员读出来无二。“无他，惟口熟耳。”一名队员笑着解释其中的原因，“刚来的时候，还有人骗他们‘我×’是问候的意思，现在，谁要用这句骂他，他马上就会回上一句TMD。”

　　迪迪尔的中文已经达到了灵活使用“蹂躏”的程度，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小学里，他的语文成绩应该能够拿到及格分。两个人的房间里放着一部PS2，这是班宁的最爱，也是迪迪尔的梦魇。“他每天都要用这部游戏机蹂躏我一番，7比0，8比0，对我大屠杀，然后躺在床上呵呵地傻笑。”

　　回到非洲和挣脱中国

　　在中国的四年，班宁和迪迪尔从少年变成青年。东方文化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种改变来势汹涌，根本不在乎他们是接受还是反对。

　　“在我的家乡，他们叫我中国人”，迪迪尔告诉记者：“我喜欢他们这样叫我。我会教我的兄弟姐妹一些简单的中文单词，还会教他们打乒乓球，在喀麦隆很少有人会打乒乓球，我知道他们很羡慕我。”不过想家是难免的。在这个问题上，20岁的班宁显得更加突出。“在中国踢球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去离家更近一些的球队，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回家，而不用等到联赛结束。”班宁的父亲有两个老婆，班宁因此有11个兄弟姐妹。“我很想念我的兄弟姐妹。但是我必须到中国踢球赚钱，这样放假的时候，才能够给买一堆礼物给他们带回去。”

　　他们只能听听非洲音乐慰藉思乡之苦。几乎每次从喀麦隆返回中国，两个人都会带上一大堆CD。“非洲音乐是全世界最棒的。只不过中国人听不懂而已，就像我永远听不懂队友的MP3里在播放什么一样。”班宁说。

　　除了音乐还有电影。迪迪尔就是一个盗版DVD的发烧友，“电影当然还是美国人拍得最好，因为他们有钱。有很多大明星都和我一样来自非洲，不过他们比我长得帅。”他们有时候也会看中国的影视剧，“但是大多数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喜欢功夫片，JAKIE。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学到一些。”迪迪很陶醉地比画着。

　　两个喀麦隆人已经爱上了中国菜。“中国菜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让人很新鲜”，迪迪尔说，“不像我们在喀麦隆，总是吃那几样东西。虽然也很好吃。”迪迪尔最喜欢吃的是川菜，“虽然吃的时候很辣，但是吃完很爽。不过班宁不能多吃。”他有严重的痔疮，上赛季的联赛结束之后，还专门在珠海的一家医院进行了手术。

　　迪迪尔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时尚青年，头顶上颇似NBA球员艾弗森的瓜皮发型就是他炫耀时尚的资本。当然搞这个发型相当麻烦，珠海根本没有人会弄，于是这个家伙必须过一个月就去趟广州专门找人打理。“上海是大城市，一定有人会弄的？”迪迪尔摸着自己又开始有些乱蓬蓬的脑袋问记者。

　　与西蒙相依为命

　　流利的中文让两个家伙在中国交到了不少朋友，其中不乏异性，不过大多数时候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些孤独。“我很怀念原来在大连时候那些队友，我很希望他们现在都在中国踢球。”班宁很苦恼。如果不是2002年提出加薪的要求，或许，这支完整的球队将会被保留更长一段时间。2002年5月，在以“罢训”的形式要求大连实德加薪的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球队宣布解散，大部分球员被送回了喀麦隆，只留下了班宁等8人。“我不想再回忆那一次的行动，那时候我还小，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只是几个大孩子做出的决定，我们服从而已。”

　　在球队解散之后，8个人逐渐被融入“实德系”的几支球队之中，一番优胜劣汰之后，只剩下了现在的三人。上赛季本来还有一名喀麦隆人布嘎在中邦队效力，后来他也选择了离开。现在留在中国踢球的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大连长波队的后卫西蒙。“我很想西蒙到上海踢球，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球员”，班宁说：“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但是中国的电话费太贵了。”

　　“我和很多中国队友都是朋友”，迪迪尔说，“但是你知道，这种朋友跟我和班宁、布嘎那种朋友不太一样，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我们有一样的生活习惯，而和中国队友只是工作关系。”

　　迪迪尔也考虑过离开中国，上赛季结束的第二天，他就来到俱乐部副总邹忠伟的房间里讨要最后一笔工资。“当时我确实不想回中国踢球了”，迪迪尔解释说：“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在中邦队的生活很快乐，但是中国离喀麦隆实在太远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非洲。”不过，这个赛季开始前，他又回来了。“在中国踢球比喀麦隆挣得钱要多得多。”

　　为了欧洲拒绝逃亡

　　迪迪尔不知道自己下个赛季还会不会回来。实际上，因为和大连实德之间的合同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差点上诉到国际足联。迪迪尔认为他和班宁已经是自由身，但是实德方面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还有三年才到期。“我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迪迪尔说。在这种背景下，这个赛季踢完之后，班宁和迪迪尔很可能一走了之。“如果他们真的回了喀麦隆，根本找都找不到，就算是实德有理，恐怕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一名知情人士分析说：“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会这样做”，迪迪尔信誓旦旦，鬼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可以解决好和大连的合同问题。下赛季我会继续留在上海踢球，如果上海不要我，我可能会去欧洲。”去欧洲踢球，不仅是中国球员的梦想，同样的梦想也属于这两个喀麦隆青年。上个赛季，就曾经有两个法国球探前往珠海与马良行商量，希望把他们租借到法甲效力。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20岁的班宁希望更大，他已经入选了喀麦隆国青队。在中邦队，班宁也是绝对的中场核心。“如果不是速度慢点，他可能会成长为第二个维埃拉。”马良行这样点评，“迪迪尔的潜力不如班宁这么大。”

　　迪迪尔对于班宁的羡慕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偶像是巴萨前锋埃托奥。在迪迪尔的枕头下珍藏着一盒埃托奥的比赛录像，他每天就这样头枕着自己的偶像进入梦乡。“班宁将来有机会和他一起踢球”，迪迪尔的羡慕中有着明显的沮丧，“但是我的机会就小得多。如果能够到欧洲球队效力，我就满意了。”

　　班宁的目标是进入英超的球队踢球。“我还年轻，我还会长大”，他捋起袖子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有一天，你会在那里面发现我”，班宁指了指游戏机里的曼联队说。

　　留下是为多挣点钱

　　记者何德刚报道 西蒙还留在大连，24个人，就只有他还在大连。问及四年来的感受，他的回答很含糊：“总体感觉不好也不坏。”

　　“喀麦隆是非洲惟一的双语国家，官方语言为法语。除了当地语言外，10个省里有8个省说法语，两个省说英语，到中国后我说得比较多的是法语和英语，本国语言很少有机会说了。”四年的中国生活，可以让西蒙用简单的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他告诉记者，他原名叫西莫槐首，是一个具有法兰西特色的名字，他在家乡的父亲已经73岁了，他的家庭生活水平在当地位于中等。这个大家庭有八个孩子，两个女孩，六个男孩，西蒙是倒数老二。“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人踢球，可以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西蒙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虽然他给家里经济上的资助并不多。“因为我的收入不高，只能偶尔给父母寄点钱，更多时候是给兄弟姐妹寄些东西，如衣服、鞋、电子产品、手机等。所以，我一直想到更好的球队去，可以多挣点钱帮助家里。”西蒙并不寄望于在中国他能够自由选择什么，虽然谈到中超球队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热切的目光，“希望去一个有实力的整体，可以学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也可以多挣钱。上海、北京、深圳、大连等都有不错的球队。我想加入这些球队，收入至少要比现在高出很多。”

　　之所以还在坚持，钱是主要动力，当然还有踢球的机会在牵引着西蒙。“我能够留下来是有些幸运，他们回喀麦隆之后有人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可我还有机会。”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了，西蒙经常会给在上海中邦踢球的班宁和迪迪尔打电话。“我们只能彼此依靠，当初是24人来的，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人。离家这么远，我们说好要互相支持、互相关心和帮助。”西蒙羡慕上海的两个兄弟，因为他们已经踢中超了，收入也不错。”至于原来一起漂洋过海来大连现在已经离开的人，他已经基本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走掉的21人中，有两个在法国踢球，大部分人踢喀麦隆联赛。”西蒙有时候会很出神地想起那些人，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是回家了。回家，对西蒙是那样遥不可及，“来中国4年了，我没回过家，没回去的原因很多，比如时间、路费等，回去一次并不容易。其实我很想家，希望早一点回去看看。”

　　与迪迪尔和班宁相比，西蒙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到大连买的第一个大件、花了第一笔收入800元买来的随身听里，还都是非洲音乐，“身边一个同胞都没有，我都没有机会说说家乡话了，只能听非洲音乐，跟着哼唱能想起好多家乡的事情。中国的歌曲也可以，我听得不多。《老鼠爱大米》，这首歌简单易懂，我听过，中国的歌手我喜欢阿杜。”四年中西蒙也添了不少大件，他买的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810，以后只要有可能就换新的手机。两年前他买了手提电脑，现在使用的是东芝电脑。最让他觉得难受的是，到现在他也吃不惯中国菜，对于海鲜也不是太感兴趣，所以有时候只能去肯德基、必胜客改善生活。

　　与迪迪尔们与中国女孩交往不同，西蒙还是喜欢非洲女孩。“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她回喀麦隆了。现在又认识了一个黑人女孩，眼下她与自己的姐姐在香港。如果有机会我想让她来大连看看，她也愿意来看看，可目前困难较多。”西蒙很孤独，“在中国这4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业余时间与一些朋友相聚，广州是我最愿意去的城市了，因为那里有比较多的朋友。” 原来，广州环市中路天秀大厦里有一个勒沃里非洲餐厅，老板是一个喀麦隆女孩，她是当初与西蒙一起来中国踢球的布嘎的小姨。“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了，里面有不少喀麦隆人。在香港的女朋友也是在这个餐厅认识的。去年联赛结束后，我从大连坐火车中转北京去了广州，待了两个星期，朋友帮我联系的酒店每天100多元，条件也不错。”这笔钱不少，但西蒙想花，他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和家乡人在一起的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