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体育日报：限薪 中国足球的博弈话题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至少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博弈选择中，这个哲学命题早已暴露出它的严重弊端：上海涨幅惊人的楼市，超高房价早已超出了普通市民的承受能力，从而在市场中孕育着巨大的泡沫风险。对于中国足球的市场，同样也有着鲜明的见证：1997年之后，中国职业足球就进入了一个超出经济规律的泡沫发展阶段，从而很快遭遇到市场的强烈报复，几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难以拯救的黑洞。

　　球员工资是这个泡沫链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足球虽然从1994起进入了职业化，但中国职业联赛中诸多主体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比如足球俱乐部，不少国有企业不计成本的投入，只为换取一个冠军奖杯或者保级升级；有些地方把足球树立为城市形象名片，政府支撑和政策倾斜现象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国有资产流失和俱乐部非常规开销（比如黑哨和外援的黑金、内援的签字费、官员的好处费）等违法行为渗透。

　　与之相对应的，联赛的另一个主体即球员技术能力低下，中国足球市场中好球员匮乏，造成了俱乐部竞争当打球员中哄抬身价严重，球员工资无序增长，成倍翻番。中国的一些顶级球员可以拿到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这已经相当于欧洲联赛普通球员的收入水平。

　　高薪在让一部分球员先富起来、让这个行业迅速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效应。有些高薪球员的生活开始糜烂，球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工作能力本身提高的追求；俱乐部对球员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球员工资成为俱乐部运营中的巨大负担，造成俱乐部亏损严重。一些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俱乐部不得不退出足坛，或者以“卖球”来维持生计。

　　虽然中国足协早些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限薪”的宏伟概念，但是“限薪”政策在具体实施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球员当然不愿意工资从高位大幅回落；俱乐部贫富悬殊，造成俱乐部两极分化；俱乐部承载成绩和舆论压力，没有好球员也无法生存；大量之前签订的长期合同成为“坏账”，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纠纷不断；“限薪”更让整个行业的不景气暴露无疑，足球市场进一步萎缩。

　　万般无奈之下，中国足协祭出“休克”疗法即暂停升降级来缓解俱乐部的压力，避免“假、黑、赌、毒”等“黑金”泛滥。然而，这种办法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限薪”政策的实施，扶植俱乐部的生存，但是对中国足球的规律性健康发展又是一大破坏，对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终极目的更是巨大的伤害。

　　本报记者 杜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