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储彦羚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在遍尝苦药尚未痊愈之后发现：我们的确可能内虚，但也未必就有甚大病，用药不当反招致祸端，食补调理也许更为实际，谢的上任正是一场及时雨，哪怕不解燃眉之急，也应算是甘霖天降，润物细无声……
作了球迷十余年，见证了中国足球这些年的风雨历程，喜悦甚少而苦楚颇多，从怒其不争到哀其不幸，再到如今的冷漠视之，其间心态的起伏更迭是种折磨，也更是一种收获，到头来，还是要感谢中国足球，他教会了我忍耐，让一个男孩逐渐成熟起来，平静和理性地看待这奇异缤纷的大千世界……就在这个寒冬，自从耳闻足协阎、谢的更替后，心中却莫名地明朗起来。
诚如曾有人谈及中国足球的“竭泽而渔”状况，中国足球的确过“热”了，也着实到了“冷”处理的时机。不知到底是阎世铎的离去还是谢亚龙的到任给了我们希望，阎的离去势在必然，一剂剂的改革“猛药”激起的副作用已殃及中国足球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转，其中还不乏一些尚未验明有效的“药物”。如大多数评论的基调一样，咱对事不对人。但言归正传，万事皆乃人为，历史会真实地记录，而一切我们本可有所选择，过去的几年表明我们的选择错了。
不错，阎在位期间，中国足球曾拥有世界杯出线的辉煌壮举，但在高兴之余也会迷惘如今的曲折反复，不知前阵子联赛告急、国足“四大皆空”以及改革派所谓的“革命”是否也恰恰表明事物发展本应如此，“不以功过成败论英雄”早在王俊生离任时就理应成为主流论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人尽管还本怎么信这个“唯一”的邪，姑且这么说吧)，光从结果看，在中国足球各级管理层中，玩弄权术的“政客”、惟利是图的“爆发户”亦或勤恳的“老黄牛”都不可能成为救亡图强者。归结起来，当前的问题有三：
其一，中国足球的发展现状使然，中国足球改革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无论与世界的横向比较，还是自身发展的纵向考量，就此应有自知之明，体制改革决非一朝一夕，甚至朝令夕改所能兑现的。由此，对于中国足球的“烂摊子”论调应谨慎处之，答案既是也不是，这种现状就是一个客观存在，这倒使其显得颇有价值，毕竟，路就在自己脚下。同时，还须客观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足球界的确深刻地呈现着中国社会的社会心理状态——浮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符号载体，计划体育的一幅影象，足球不断地遭到误读和扭曲，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足球问题多多，苟延残喘。“中超”美梦最终未能如设计者所愿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面旗帜，却沦为“早产儿”身上昭然若揭的一块疮疤。然而，北京市申奥市长王岐山一早就学会了很合理地看待“问题”，的确，问题的出现甚至有时危机的爆发全都可算作正常，而对此，不以宁静无以致远，相信不领悟此道不能长久为之，更勿枉谈图强奋发了。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如果真说起“在其位，谋其政”的话，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无论站在哪个立场，报以何种目的，相信为了共同的利益，改革已然成为共识，分歧则是改什么以及怎么改的问题。谈及中国足球，十人中有十一人说不出个所以然，在理论基础尚未建构牢固的前提下轻言实践、妄图改革有本末倒置之嫌。因而，没有一个宏伟的蓝图不行，虽说殊途同归，但没有理论指导的闷头实践往往弄巧成拙，而这些年缴出的昂贵“学费”已在宣告“摸着石头过河”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吃一堑却不见长一智”更屡屡上演覆辙重蹈真乃不幸中之最大不幸。
目前的困境已然造成，甚而积重难返，最贴切的例子莫如“恐韩症”，已有言论指出，我们应感谢是近邻也是对手的韩国队，他们忠贞不渝地扮演着“试金石”的角色，并一如既往，二十余年以来从未让我们失望，失望的只有我们自己，对韩国队技战术打法有针对性研究并能贯彻执行的教练、领队少有耳闻。“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成功之道值得商榷，每每看到韩国球员显露那种胜利者的谦虚神情之时，心中不免思量逞一时之勇的江湖气概的确象是一柄“双刃剑”，自己受到伤害最深。
同样，对于米卢的执教，过多非专业领域的微词、指责甚于他的执教本身，特别是少见对他带队节节胜利的专业评析。最终，米卢走了，和他一样经验丰富却倍受非议的外教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他们并非什么也没留下，而关键却是我们什么也没能得到，似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满怀留恋，难道真的如我们揣测的那样只是一个“钱”字使然吗？日本足球的发展模式已给了这样的无知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磨刀不误砍柴功”，这个道理谁都懂得，“花落花开应有时，储芳待来年”，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我们确实没能作到足够好。如今，一位学者型的干部，一个事事理理都得弄清楚、搞明白的人的适时出现应能弥补这个缺陷，这里倒不是对学者极为偏好，毕竟“学者型”只是个定语，在这个限定下的“干部”方能体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有效转化等过硬素质，毕竟，“学习、再学习、终身学习”以及“学然后知不足”这等学者精神是中国足球的稀缺元素。正如足坛名宿陈诚达所分析的那样，不能在业务上不断学习提高是制约球员和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发展的最大瓶颈。
至此，笔者坚信中国足球需要一场“思想启蒙”，哪怕是形成这样的一阵风气；需要专家型、学者型的人来厘清思路，哪怕是展开唯理论的探讨。否则，过去甚至不远的将来的一次次“主观努力”换会的失败又将被冠以“客观”的名义来敷衍国人和总结者自己。
其三，重塑权威。陈诚达老人在日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足球管理层(即足协)的权威问题，权威的力量何在？何以在革命派喧嚣、媒体推波助澜、群众离弃之际重谈“权威”概念？笔者以为，皆因一个威信和凝聚力的问题，注意，此乃“威信”而非“权力”，威严与信誉的一朝扫地，痛在一时，害及长远。如果在假球、黑哨等问题上，由几家大俱乐部组成的革命派敢说清者自清，置之事外的，如果没有，就请回去面壁思过，不要在此贼喊捉贼，丢人现眼。如果在中国足球在社会上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尽失、美誉度陡降的话，那么媒体难辞其咎，舆论监督不只是一味地宣泄，更不是哗众取宠。如果看到多特蒙德场上大比分落败，场下球迷却不离不弃的动情画面，回想自己，我们作为球迷对母队的喋喋不休和倒戈相向着实令人作呕？中国足球需要权威来重塑凝聚力，切不可亲手断送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
当然，对革命派、媒体以及广大的球迷的切身感触是万分理解的，如今，作为过失责任的承担者——阎世铎已悄然离去，一场足球风波也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同样，谢亚龙的上任理应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即便是“和而不同”也理应称其为一种进步。
放眼整个历史，细数万事之发展规律，我们是要一个包打天下，自认无所不能的“英雄”，还是要一个睿智的、思辩的良师益友？是要踉踉跄跄的一大步，还是要稳稳当当的一小步？是要拍脑袋的“有所作为”，还是要严谨内敛的慎言慎行？是要粉饰下的“盛世太平”，还是要“心中有数”的自知之明？一切皆出自我们的选择，尽管谢姓之人上任伊始，其究竟何许人也尚未显明，甚至其漏洞频出的“理论”也早已表明根本没有“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踩地狱门”的救世主，相信能力的不足、期待度的降低也并不直接对应着“诚惶诚恐”的出来乍道之心态。
还是那句话，药补不如食补。在此不妨大胆预言，谢亚龙就任足协，中国足球今后肯定行，行在哪儿？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