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刘皓 过去的一周属于"谢亚龙时间"。在他履新的一个星期里，先是香河会议借用民主公投形式搞定了中超延期之事，接着又马不停蹄飞往成都看望女足。以女足作为第一个调研对象，很容易显示出谢亚龙"亲民"的一面，不过女足也是目前国字号当中唯一还在集训的一支，他的调研也只能从女足开始。
去成都前，谢亚龙说，自他的名字浮出水面之后，他一星期接的电话比他此前若干
个月接的电话还多。这个对比其实算不上什么，他应该更清楚一个事实：从2 月 17日那个下午开始，10天来媒体关于他的炒作，肯定比他在科研所待上一辈子的报道还要多。这个曾经隔着自家窗户亲口对众老记说"谢亚龙不在家"的新闻人物，上任没几天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新闻舆论所赋予他的巨大压力。他把媒体的注意力带去了成都，让女足跟着也多了些上镜机会，不过实质性的好处现在还谈不上。
舆论曾经把谢亚龙延迟中超视作是笼络投资人人心的标志，从各俱乐部老总事后的表态看，确实也笼络到了部分人心，阎世铎时代足协与投资人的对立局面基本得到了改善。很奇怪足协与投资人居然一直都是对立的，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利益上的倾斜让这一对立格局始终处于日趋激烈的境地。而谢亚龙通过投票方式促成中超延迟，相当于一次局部的妥协，因为这满足的基本都是投资人的利益。谢亚龙会不会继续让渡阎世铎此前竭力维护的那些属于足协的所谓利益呢？在公开场合，他曾经表态说，媒体不该这么过于关注他，因为他所领导的中国足协只是一个服务部门。阎世铎刚刚上任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但并没有刻意强调足协的服务职能，谢亚龙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亲民形象，间或还能起到改变足协公众形象的效果，这是谢亚龙极其聪明的表现。
但谢亚龙这样做也有为之所累的危险。强调服务性说说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光来自足协内部的抵触就够他受的，一旦光说不练，投资人对他的看法也将随之而改变。到那时，如今拼命为他叫好的媒体会把他描述成一个阴险小人，让人看清他现在的所言所行不过是在做着与阎世铎不同的一场政治秀。其实细想一下，本身谢亚龙这种强调足协服务性的说法就颇值得商榷——很简单的道理，足协本来就是一个服务性部门，为各级国家队，各级联赛和会员俱乐部服务理所当然是分内之事，这与警察维护治安是本职工作完全就是一回事。现在谢亚龙拿出这个概念来讨巧大家，与其说是足协以前的服务做得太差，不如说这是谢亚龙又一次在否定他的前任。
这就牵扯到一个对谢亚龙期待值大小的问题。五年前阎世铎上任之时，世人对他的期待曾经是何其之大，他本人的铿锵语录也曾经短时间内赢取了社会各界的好感。谢亚龙如今的境遇与五年前的阎世铎又是何其相似啊!比如他不喜欢别人管他叫"谢掌门"，比如他说他不想让五千足记失去饭碗，因为他预言"中国足球终会受到赞叹"。看上去似乎都是一些不太可能的事，就像媒体不会从此只称呼他"谢主席"，中国足球也很难真正地受到赞叹，因为一旦中国足球真的一派和平景象，数以千计的足记也就真的无事可做了。
现在，世人对阎世铎与谢亚龙之间一刚一柔的区别显得兴趣最大，但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别的重要性。须知：刚性的陈词很容易找到硬伤，而阴柔的东西往往不易觉察，即使同样是政治秀，也是后者更容易自圆其说。最多大家只会对谢亚龙好过阎世铎寄予期待，这种期待显然不代表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期待。此一尴尬的现实，逼迫着谢亚龙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做他的政治秀，当然仍会是软性的政治秀，也注定是谢氏招牌的政治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