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谢亚龙带着“外行”的微笑，以旁听者的身份出现在香河会场的时候，我突然嗅到一点进步的味道。
据说，龙哥给各俱乐部老总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是谦逊和平易，而不像阎某人当年除了满口经典文著便是“领导冒号”模式的盛气凌人。虽然龙哥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否保持一贯的谦和谨慎仍需时间检验，但他起码带来一个信号——足协家长制的专权形象正在改变。
这并不只是简单的示好，而确实是一种姿态的改变。这一改变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也是根子上的——中国足球之所以落魄至此，长官意志和家长制的集权是不可不除的毒瘤。
现在再讨论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很有些弱智，而一个很现实的发问是——对于中国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到底该由谁说了算？我们是要搞职业足球还是官僚足球？
虽然中国足球从1992年便实行了职业化，但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体系，而是诞生了一种半职业、半官办体制的“怪胎”。在调控层面上，它既不完全等同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全与市场经济的模式吻合。而包办中国足球大小事务的足协家长制就是从两者错误的交集中产生。
职业体育需要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发展体育运动，说了算的理应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中的人在资本运作时不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而是按照市场中的价格。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尽可能选择获利丰厚的领域进行投资生产。而中国足球却不是，上至足协下至俱乐部，仍穿着计划经济的旧鞋走路，决定他们行动的不是价格，而是来自上级的家长式指令。转会倒摘牌的混乱制度、动辄取消升降级的混乱举动，甚至南北分区的荒缪构想……都是中国足球一再以“上层”政策偷换市场规律的产物。其结果是舍本逐末，与真正的职业化市场化南辕北辙。
足协善于玩弄概念，家长制正是他们把所有解释权收归己有的政治保障。只要长官意志不动摇，任何倒退的举动都能在理论上被偷梁换柱，包装成“有中国特色的足球理论”。这不是“内行”还是“外行”的问题，也不是“有想法没作为”的问题，而是一个怪异的体制带来的强大的同化力。王俊生摆脱不了，阎世铎却把他发展到登峰造极——不仅若干遗留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俱乐部与足协的关系也从媾和破裂成对立。
留给谢亚龙的烂摊子固然难收拾，但如何摆脱这一同化的力量似乎更难。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收拾烂摊子之前，龙哥先要给自己“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