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
应了一句老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2月17日，49岁的谢亚龙接替阎世铎，成为中国足协的新当家人。随后，传媒铺天盖地般地将他的形象和言论推上荧屏、报端和网页。人们习惯于使用“足管中心(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另一块牌子，以“中国足协”相称，谢亚龙很快将有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彻底完成履新手续。
究竟什么使阎世铎“下课”成为必然？按照官方说法，这是正常的人事变动。笔者以为并非其本人低能或过失，改任训练局局长正表明体育总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阎世铎和足协的过去作出评定———既坚决支持，又很不满意。
最重要的是阎世铎已经失去了继续担任足协要职的环境。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进程走到这一步，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却无法给他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业内环境。就像一名打了败仗的指挥官或是率队输了球的主帅，即使他把一切都弄明白了，那教训也只能留给后人。机遇面前，输了球的教练和球员都会受到“罪人”般的指责，如果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此时继续留任，对其他人而言，有失公平。四年前，深明这一事理的王俊生离开了这个位子，现在轮到阎世铎了。他那么聪明，一定懂得这是规律，也是规矩。
摆在谢亚龙面前的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在十几天前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提出竞技体育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抓好备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争取优异成绩，并将此列为对各中心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层层落实责任制，同时特别要求在行动上强化举国体制的优势。面对“重中之重”，足球没有一点例外，而且没有特殊性可讲。
第二是谢亚龙主张足球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理论能否被足球界所接受，并积极调整足球发展的既定思路，将宏观上的指导思想体现于各项具体事务，他的合作者要比当初阎世铎介入足球运动时接触更多新的东西。
第三是谢亚龙与阎世铎一样，都没有从事足球运动的实践经验，人们看得到等不急的决不仅仅是2008年奥运会，更现实的是2006年的亚运会、2007年的亚洲杯和世界杯女足赛。为此，阎世铎刚刚搞定克劳琛、朱广沪和王海鸣三人统领国字号队伍的框架，谢亚龙接手后，必须在解决影响足球环境的因素方面有所作为，敢碰积重难返的赌球、假球、黑哨、限薪、关联关系、赛制等麻烦事。
上述三项任务各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相互间又有交织缠绕的复杂关系，而管理者最擅长的看家本事恰恰应当是协调关系。中国足球不尊重规律，混淆和颠倒诸多关系久矣，将其作为评价过往者的标准，不如用以期望未来。衡量管理者业绩，应当不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