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锐
可以肯定，未来的谢亚龙会以他那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来指引中国足球向前发展。同前任阎世铎相比，谢亚龙对于就任足管中心主任是有所准备的，而不是匆匆赴任。这是件好事，但从理论到实践总有诸多的障碍和变化。
-“公共产品”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按照公共行政的理论，这些都是向社会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所以，我国政府集纳税人的需求、以纳税人的资金，投入体育领域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所有运动项目，其根本的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公共服务，这是我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请注意：这里是专指政府)。按照这个大前提的约束，我们应该把中国足协主办的中超联赛放在公共产品的大范畴。无论足球怎样深化改革，都不可能改变其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都不可能脱离公共产品的大范畴，应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考虑它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记者分析：这一论点事实上就在告诉中国足球的“投资人”们，无论如何改革，中国足球以及联赛的绝对领导权还必须归国家所有，归中国足协所有。投资人希望领导中国足球联赛甚至中国足球的局面，在阎世铎时代不可能见到，在谢亚龙时代更不可能见到。
-“非私有产品”论
今后中超联赛是不是要改变现状，发展成私人产品，搞成彻底的职业化，和世界五大联赛接轨，这恐怕还有待体育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乃至代表人民对国家事务行使权利的人大做出决策，仅仅是足协恐怕还是不行。就我的观点看，起码目前和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里，把中超联赛搞成私人产品，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脱离了国情。
记者分析：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同“公共产品”论相辅相成的。而在阐述这一理论时，谢亚龙非常明确地告诉那些希望足球联赛“私有化”的人们，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在欧洲，足球也许能够成为某个私人老板的个人物件，但在中国足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在谢亚龙上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将和所谓的“投资人联盟”针锋相对。
-“非营利”论
中超联赛市场化运营、资本运作的目标，今后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也可以略有盈余。这个盈余是多少呢？我很同意“超成本分担率”的概念，即盈余控制在同期银行利率、国债利率与股市盈利的平均水平线上。我以为，这就叫“以体养体、良性运转”，不以营利为目的了。
记者分析：这其实是谢亚龙的足球观和投资人之间足球观的最大区别，在全社会都已经将足球视为一部高速运转的“造钱机器”之时，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非营利”论。简单地说便是，中国足球只要得到能自己养活自己的钱就足够了，而不需要产生出什么巨大的市场效益。这一论点日后恐怕会受到各方人士不少的指责，因为国外职业体育的实践说明，体育之所以能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同其能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无关系。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要想让商家投资于一项“非营利”的事业，难度已经越来越大。
-“产权明晰”论
中超联赛必须明晰产权。作为足协从甲A带进中超的国有资产，可以通过评估，确立其在中超投资中的份额，和资本市场的投入一起，共同按照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组成中超联赛的产权构架，形成现代经济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
记者分析：这一理论必将受到众多投资人们的拥护，中国足球的产权不清，已经愈发成为阻碍足球改革的最大障碍。谢亚龙既然从内心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产权明晰”的迫切性，那在他上任之后，相信中超联赛的产权将很快得到明晰，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中超公司也将很快被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