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撒手而去，令中国足球界上上下下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中，西门子此举诠释了中国足球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最新含义，不啻正式宣告，中国职业足球全行业亏损已成定局，而窟窿还只是刚刚被捅开。
今日(4日)，中国足协紧急召集各俱乐部老总进京开会共商“救市”大计，试图堵住这个窟窿，更试图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产生。然而，中国足球的资本危机源于体制性因素
，西门子只是适时地揭开了这个脓包。过去几年来，飞利浦、百事可乐等在华有着几百亿业务的战略性投资者的相继退出，其实一直在告诫人们必须正视危机。然而，主事者却在“中国足球缺了谁照样踢”的无知无畏思维中一意孤行，现在仍然还有人笃信总会有接棒者来普渡众生，而不愿意直面资本危机，更不愿意直面资本危机下的体制危机、执政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这次俱乐部老总会议除了将亏损、矛盾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外，不可能产生所期盼的拯救中超效果。实际上，依据2004年足协公布的预算，人们已经可以测算出，中超一开张即已游走在亏损的边缘。迟至11月份公布的2004年中超预算为1.3亿，远远低于一年前招商时宣布的2.5亿目标。即使按这个1.3亿预算，中国足球也只是一个穷庙富方丈格局，即除了足协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外，只能从足协那里分到600万，又没有其他更多经营收入的各俱乐部普遍严重亏损。
问题是，这1.3个亿还是按西门子等赞助商提供的赞助金上限计算的，但西门子已经明确表示将按下限400万欧元，而不是上限800万的价码支付。仅此一项就要刨去约4000万人民币，即使不算其他赞助商的减免数，剩下的约9000万也入不敷出。阎世铎早就放风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足协的“必要收入”。也就是说，西门子等赞助商的钱一到账，属于足协的21%、福特宝的8%和华奥星空的15%就要被立即划走。至于年终给俱乐部的分成，则只能有多少分多少。比如2004年许诺了600万，实际只给了300万，如此赤裸裸的拖欠或盘剥，但你俱乐部既不能告状也不能打官司。
现在，随着西门子的退出和韩国现代等的酝酿退出，中国足球穷庙富方丈的表面繁荣也快维持不下去了。2005赛季，中超扩军至14支球队，据说到2008年时还将搞到18支的规模，以每家俱乐部分500万计，就要7000万-9000万，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即使在未来一个月里，福特宝能弄来个“东门子”接盘，但足协等3家机构至少3000万的“必要收入”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这样这笔账仍然算不过来，结果还只能进一步削减俱乐部的分成，或许今年就会再现2003年时120万的窘迫相。
中国职业足球的现状是，中国足协垄断了从联赛冠名权、场地广告发布权到电视转播权等大部分最赚钱的足球资源，却经营无方，在把蛋糕越做越小的同时，还把一个个财神爷吓跑或气跑了，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与权力分配极不均衡相对应，收益分配也极不合理，弄得大部分参与者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按照某些学者的理论，中国足协的做法与封建领主很相似，是一种把有限责任的权力无限扩大化，进而收取租金的掠夺行为。
这样的危机，根本不是召集俱乐部老总来开会所能解脱的。说来好笑，足协一方面把问题归咎于俱乐部的罢赛、赌球，另一方面却指望俱乐部后台老板，即他们恨之入骨的投资人来救市，这只能说某些人的人格严重分裂，进而病急乱投医了。足协也不抬头看看，时下除了鲁能，各俱乐部都实行紧缩银根，甚至坚壁清野的政策，还有谁再敢往足球上大笔投钱？
要打破资本困局，一是要留住并激活日益流失的存量资金，二是开闸放水、让利于民，引进更多的增量资金。但资本是要有回报的，无论是哪条路，都必须改变中国足球现行的权力结构、经营方式和分配关系。也就是说，阎世铎们必须跳出权力斗争的政治性思维，以谦卑的态度，而不是胜利者的姿态重启与徐明等投资人的对话，并认真考虑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纲领。
当然，走出这一步很难，事实上人们也不指望满脑子官本位意识的阎大人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更不指望还在叫嚣着绝不降价甩卖的郎效农能明白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通常，真正的转机都出现在绝境中。有关方面对足球功能的定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希望这一影响最大的项目能够成为一项形象工程，二是希望这一体育系统中惟一具有融资能力的项目能够为金牌战略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现在，指望足球出成绩已然是幻想，融资能力也日趋衰竭，一旦到了两大皆空的那一天，中国足球真正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倒可能绝处逢生。3家机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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