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积极但无真正内容
罗恩·阿特金森辱华事件发生后，我们注意到英国国内各界的积极反响。作为一个同样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并标榜绅士精神的国家，阿特金森的恶劣语言显然在公开场合没有市场。但我们也注意到诸多反响都对“道歉”一词出言谨慎或讳莫如深。
英国大使馆的新闻总监陆爱莉女士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强调阿特金森的言论受“言论自由”保护。我们尊重言论自由，正因为此，我们要提醒的是：
首先：作为所谓自由宪政策源地的英国公民，如果对“言论自由”的真谛有基本认识，当知种族主义言论往往是在挑战言论自由的极限，如果不能坚决地予以回敬，他们就很可能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下坐大，这反而成为了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威胁。欧洲人当然难以忘记纳粹屠杀幸存者尼莫勒牧师的名言：“……最后，他们来找我了，我身边已经找不到人为我说话。”
其二：言论自由固是天理，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似乎也未错，就像阿拉贡内斯当初的一句私密之语，不也让英国公众不痛快吗？如果全世界的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天天对着英国最尊贵的女人——女王陛下“言论自由”，而且是阿特金森似的无耻言论，大英帝国臣民会开心吗？人总要将心比心才好。
陆爱莉女士还提到了英国使馆无法对阿特金森这样一个个人负责，中国人民应该向阿特金森本人直接要求道歉。他们似乎担心中国公众追不到阿特金森，会揪住英国官方不放。我们对外交官需要出语谨慎表示理解，但我们同样要提醒的是：
首先：只有阿特金森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固然没错，但其他所有反对他言行的人都应该为反种族主义负责，都应该有责任站出来敦促制止这种言行。
其次：我们并非要将公民个人行为抓住国家不放，虽然，历史上帝国主义将某个个体事件单方面转化为国家行动乃至国家军事行动屡见不鲜，给别国人民造成的痛苦难以尽书。我们只是想提醒英国政府，中国人民总认为“求仁行善积德”是做人基本，总不忘记别让自己的行为丢本民族和国家的脸。相信英国政府也不希望本国国民老是“自由”地招惹别国人民——从美国到伊拉克吧，政府总要希望本国公民少侵犯别人为好。
至于阿特金森通过本报的回应，我们只能表示遗憾。通篇未有一字涉及歉意，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我们只好尽量揣测他的深意，是说25年前看到中国人很美丽吗？那怎么会大放厥词；是说当初看了觉得最丑？姑且不论他是否走了眼瞎了眼，就算如他所见，就能代表全中国女人吗？能代表25年后吗？如果此逻辑成立，有网友说了：“那现在英国媒体每天都在报道哪个明星、三版女郎又填了硅胶，是不是人们就可以怀疑英国母亲的抚育能力呢？”
理直气壮地进行交涉
我们在这两天舆论对阿特金森辱华事件的评论中，看到了一种观点：我们不用理会阿特金森说什么，只要中国和中国人庄敬自强，好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强大起来就行了。应该说，这种观点非常理性，我们深为赞同。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在这样的种族主义问题上只讲究庄敬自强，一副八风不动状，则是又一种幼稚病的体现。随着文明的进步，种族主义已经成为全球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2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就提醒要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在这种明显理直气壮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表达我们强烈的愤怒，或许会让别人觉得：这样的辱华言论也没有触动我们的怒感神经。这又是利是弊呢？每天都可能在感受到种族歧视的海外华裔，又会怎么想呢？
当然，在我们理直气壮时，也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正如本报公开信所说，要战胜种族主义这种非理性的感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理性的交流。我们不应该在反击阿特金森这种小丑时使用过激的词句，因为这反而会授人以柄。丹泽尔·华盛顿在电影《全面围攻》中曾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用恐怖分子的办法去对付恐怖分子，那么，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同样，如果我们用种族主义的言行去对付种族主义，我们也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已经堕落到和种族主义分子一个层次。
从西方社会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来看，通过传统邮件、电子邮件、电话表达自己的抗议是最理性的形式：我们可以给国际奥运会写信，敦促他们思考英国的种族问题，考虑伦敦的申办权；我们可以给英格兰足总写邮件，我们可以给曼联、阿斯顿维拉和谢周三等俱乐部写邮件，要求他们今后禁止阿特金森参加他们举办的任何活动；我们也可以继续投书大使馆，提醒此事已经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有理不在声高，有时充满理性的声音更具有穿透力：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几根蜡烛、一声长叹，会胜过千军万马的道理。如果真能那样，阿特金森本人是否真的道歉，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表达了对球场上种族主义的最大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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