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熄火，中国足球投资的利基点，已从最开始的“获取政策优惠”，次而的“营建派系”，正演变为通过赌球获利的黑金足球。
随着执委会会议的召开，中国足协一系列新的土政策又将出台，而职业足球主体之一的俱乐部这边则万马齐喑哀鸿遍野。中国足球的双向互动改革基本宣告失败；宫廷游戏般的“清末新政”很难避免。
当然，即便是最赤裸裸的倒退，也将打包在“深化改革”的旗号下。人们无法理解，改革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的阳光事业，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怎么足协版的改革却拒绝了最广大足球从业人员的参与，甚至还要最大限度地保密？！
就在一干足协要员躲在偏远但豪华的香河基地，关起门来搞“改革”的时候，中国足球主体参与者之一的球员，不是大面积地面临下岗失业的致命威胁，就是被迫接受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残酷现实。另一部分参与者，即所谓的投资人则在暗中运作战略大撤退，一时无法撤退者则铤而走险，游走在黑金足球的边缘。
种种迹象表明，经过03、04两年的试水，参与、操纵赌球，将成为2005年不少投资人博弈足球的最大利基点，也是他们现在还留守在足球里的最大诱因。或许徐明们营造派系足球的初始动机与赌球无关，甚至一开始他们根本不屑于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但中国足球跌入冰河期的严峻现实迫使他们抓住一切可以捞钱的机会，而从操盘的角度看，派系或G7联盟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赌球。既然为了夺冠或保级，2002年的实德队可以从金德、冠城两队身上全取12分，又在2003赛季在这两支球队上丢了10分，那么为了制造“鬼盘”和“杀人盘”，这样的人造结果和人造比分为什么不能一再复制呢？
在2004年的首届中超联赛上，一向以发挥稳定、霸气十足著称的实德队，表现超不稳定，首场比赛就以0比4输给了辽宁中誉队(后来还曾1比4负于上海国际队)，但第二回合时又以5比1的悬殊比分赢了回来。如此大起大落已经有违常规，最蹊跷的是，辽连两队都是主场大败、客场大胜，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球队基本实力的评估和对联赛胜负规律的理解。这样的疑问球，也不时出现在申花，乃至被认为是2004赛季最大赢家兼模范俱乐部的鲁能等队身上。
中国足球没有“稳胆”，那些自诩脑瓜聪明和足球知识丰富的赌徒大都血本无归，即使能够得到内部“猛料”，也常常小赢大输，只有少数大佬才能实现通吃——通常，人们除了让一球、半球地竞猜输赢，还可赌大小球，即高比分还是低比分，这放大了输赢盘子。如果是坐庄者，更可赚取一笔无风险收入，即“水费”。
花样是如此繁多，利润是如此丰厚，操作又是如此简单，对任何在商言商者来说，这样的赢利品种和赢利模式不可能没有诱惑力。一个公开的秘密：到了2004年，中国足坛的赌球主力军已经从球星换位为俱乐部管理者，甚至就是老板。
2003年底，徐泽宪被迫辞去了在中远集团中的两个重要职务，却保留了中远俱乐部董事长的头衔，据说准备融资买下中远的控股权，将其变作他的私人球队继续征战中超。买一支中超球队需要几千万，一年的营运费用又至少上千万，徐泽宪有没有本事弄到这笔巨资是个问题，靠什么还贷和赢利又是一个问题。谁都清楚，以中国足球现在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扶持，如果没有后台老板的输血，无论怎样的卓越经营，没有一家俱乐部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推动徐泽宪借钱也要玩下去的巨大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一切都是疑问。据说徐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以信用担保的方式顶下球队，转让费分期支付，所拖欠的近千万工资奖金则靠抛售大牌球星的收入弥补。如果碰上这种情形，人们判断，一般来说当家者可能会涉足博彩业，因为经营压力太大，除了必须按期支付转让费，还得为球队各种开销买单。
关键是，没有人搞足球是为了玩票，而是尽可能赚钱，赚大钱。一支中超球队一年要打近30场联赛，另外还有足协杯等赛事，按现在的行情，只要“做”妥了一半，甚至1／4的比赛，一年弄一、二个亿不是太大的难事，而养一支球队的净开销不过一、二千万。如此丰厚的回报，现在还有什么行当，做什么生意能赚到？
人们常说，只要有10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冒杀头的危险铤而走险。赌球虽然是违法的，但中国相关的法律十分模糊，也不太有操作性，因而被杀头的危险并不真切。这个或那个什么投资人是不是真的涉赌了，这不是我们所能鉴定的，甚至也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上面的分析旨在揭示，中国足协宫廷游戏般的“深化改革”所营造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堵死了投资者依靠开发足球产业合法赚钱的途径，却打开了投机者通向赌球暴富的罪恶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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