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在山西做了一个创伤手术，术后疼痛难忍，半夜在病房走廊转磨。值班护士说，“要不给你打一针杜冷丁？”那时这种止痛镇静的针剂在管理上并不十分严格，当值护士可以视病人情况决定打还是不打，第二天向医生交待一下即可。这是一个野战医院。
现在杜冷丁一类的药物被严格控制，只当作“人道针剂”在病症晚期的人身上使用以减轻他们有限生存期的痛苦。对一般人来说，还有许多替代的药品。但这一类的东西在体
育界都被定为“违禁药品”。因此运动员受伤和患病时可选择的药物是有限的，是极为严格的。早先有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药或含药的饮料、食品)，统被解释为“误服”，比如大小药店均可买到的某类感冒药。但现在仍这样解释就比较牵强了。辽宁队的刘建生拒绝出席听证会，放弃清白自己的机会可以说他很清楚自己吃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吃。张可的“案例”比较曲折。尿检结果呈阳性的成份不是毒品，而是“普通药物”，后续的报道说张可“痔疮”发作。因此张可服用的很可能是那类“止痛、镇静、消炎”药物。前边说到，这类药物十之八九会生出事端。“普通药物”是提供给“普通人”的，张可得的病是“普通病”，但治疗时却不能服用“普通药”，因为张可从事的职业“不普通”。
张可在“疼痛难忍”时没有打杜冷丁也算是幸事。因为杜冷丁说是药品也行，说是“毒品”也成立，总之都是违禁的。从这一点说，运动员治疗的可选择方式和用药范围比普通人要少和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更多的痛苦和更需要依靠自身的康复机能。这是职业的需要，也是道德的需要，尽管这需要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