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写过一封悔过书，否定了自己关于"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疑虑(注意，不是论断而仅仅是疑虑)。在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革命的合法性连质疑都不允许。
然而在<日瓦戈医生>中，诗人的疑虑与焦虑在翻译家与编辑的笔下获得永生：革命就是一根钉进木板的钉子，钉帽如怒马鲜衣的青年，散发出生命力旺盛的光泽，在革命的初期，革命者的
光泽就是金属的光泽。随后，在时间的氧化与腐蚀下，钉子锈迹斑斑，钉孔开始呈现纵欲过度之荡妇的体态，松松垮垮。这原本是一切物体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可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守据高位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革命者永远散发出金属的光泽，贴上革命标签的物事永远不被氧化。用革命这个建材搭建的房屋永远不会倒塌，物理学在这间房屋中没有任何一个原理适用。
日瓦戈医生对早期革命的态度是："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割去了腐臭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正义下了判决书。。"，他引用自己的行当来赞美革命的高蹈--医生眼中的革命就像他自己手中的柳叶刀，割脓切腐救苦救难；后期，他的态度变得迷惘："你不能否认这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而是某种从未出现过的荒诞的东西。。"除了思想家与迫害狂，医生似乎是最善于思考的一类人，尤其是外科医生，职业培养了这个人群刀锋一样的思维，职业逼迫他们必须在模糊的血肉间分辨出良性与恶性的组织。然而就像多么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也会遇到难以割除的癌肿，日瓦戈医生在血肉模糊的现实中开始捏着手术刀茫然四顾。对比之下，只负责阉牲口的兽医，假如这也算兽医的话，他们应该是最不善于思考的人群，握过柱形物体后，他们就可以踏进这个门槛--一心向骟。对这个职业来说，割掉一件东西，就等于收获一些利益。许多革命者的初衷，就是这样一心向骟的。
怀疑是独立思考之前的一粒火星，帕斯捷尔纳克在那个时代开始怀疑他厕身的社会。与此同时，肖斯塔科维奇在周而复始地做自我批判，尽管他只是在音符中种植怀疑的种子。想想音乐真是个好东西，大人物们从五线谱中看不出"清风不识字"，听不出异端邪说，文字就不同，有音有意，有声有形，仓颉老爹造出它们就带有把柄的根性，所以这世上获罪的都是写字的人，谱曲的音乐家往往得以善终。
以上仅献给足球革命，至于其他范畴的革命，处于笔者的胆量与才气能够达到的数值之外。请来帕斯捷尔纳克这么伟大的人物，只是为了引出中国足球这等档次的话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本来也想借<天下无贼>这种"俩贼出差三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平民化德育影片来谈谈中国足球，可是我发现这个时代的文人的喻体是多么的匮乏，<天下无贼>在几天之内就已经被文人们引成梅毒患者的下体，倒不是为这部鸟电影感到惋惜，它与劣等文人的文字倒也匹配，而是心生一种不祥的预兆：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迟早会走到宋诗曾走过的一步——蛔虫蛲虫这种本该在屎尿中蠕动的东西也能入诗。
比起某些"革命者"来，革命者的帮闲更令人生厌。他们所作的工作就是把一个脏马桶想办法弄得更脏，这一特征仿佛被民间广泛使用的催吐剂，却绝无催吐剂能达到的效果——让中毒者呕出毒素，帮闲起到的效果是让你吐出一片肝或一整个胃来，那时的中国足球即如一个被翻转后丢弃的安全套，帮闲们则卷着细软买一个新的工具去欢场点上一堆窈窕的肉慢慢享用。
至于帮闲者的主子，那些很revolu-tion的先生们庶几是除了川剧大师之外最会变脸的大师，他们与以"反革命"姿态出现的足协合作(也可以称为媾和)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医学角度而言，癌细胞的婴儿时期，会遭到在机体内的侠之大者——巨嗜细胞的吞噬，然而前者很快就会将后者同化，机体的正常细胞很快就会与癌细胞沆瀣一气，亲如可以一起去嫖娼的兄弟。
所谓革命，所谓足球革命，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表述——就像火炉中青铜的灰，睡意朦胧的花园撒满甲虫。就像走进从未听说过的信仰，我走进这夜晚，陈旧发灰的杨树，遮住了月亮的界限...
金属会发出光泽，密结的粪便也会发出光泽。这个世界看来是真的平等的。
(阿拉丁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