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原本令人期待的中超最终演绎成了一场荒诞闹剧。球迷看惯了“天下无耻”般的斗殴、赌球、罢赛，可唯独不见联赛水平的提升，各位老板们签出的巨额支票最终转化成了一张张账单和白条，于是乎球场内寥寥无几的铁杆球迷喊出了“退票”，而各位老板们也在酝酿良久后出手了，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7家俱乐部提出：“我们要求对中超联赛进行改革，我们要得到投资人应得的利益。”
G7的改革要求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中国足球自甲A开始就已走上了足球职业化、市场化的探索道路，而时至今日的中超联赛依旧未能产生期待的利润。市场经济中公认的原则是“谁投入，谁所有，谁负责，谁受益”，中国足球管理机构利用中国足球市场吸引了资本的投入，却又千方百计地挤占了这些资本的利润回报。在年年将大把钞票抛入无底深渊后，精明的老板们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最终忍无可忍的各家俱乐部提出了自己掌握联赛经营权，并希望足协公开历年财务状况的要求，否则各家俱乐部将集体对出联赛。
资本撤离在中国足坛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如日中天的大连万达“不玩了”，财大气粗的云南红塔“玩不起了”，就连国际知名品牌百事可乐也“玩不转了”。但刺目的广告牌与惨痛的前车之鉴并没有震慑住富有的企业家，一捆捆的钞票以印刷的速度抛进危机重重的湖面。资本失去了理智，而企业家疯狂的看着湖面上漂浮的泡沫，痛并快乐着。11年间有上百家企业进出联赛，离开是因为没有实现预期的回报，进来是想得到期待的回报，坚持是渴望得到更多的回报，中国足球仿佛一辆欲望街车，不断有彼此陌生的乘客上车、下车，为追逐欲望匆匆而过，甚至无暇停下来与身边的人交流心得体会，因为大家谁也不知道车的下一站开往何方。可今天的G7革命与以往的单独撤离不可同日而语，这场革命将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徐明说：“这是一场资本革命。”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事件背后的经济学本质，只是一场源于对资本利益角逐的力量博弈，是资本与体制的一次直接对话。
作为俱乐部的投资人，中超联赛的参与者，这些年轻有为的企业家都是在商海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运作高手，马克思他老人家在《资本论》中讲到：“资本从来都充满扩张的贪婪，”资本精英们相信自己既然可以将空壳变成上市公司，就一样可以把本身蕴藏极大市场潜质的足球变成聚宝盆。纵观国际足坛，只有资本才是推动足球迅速崛起的原动力，只有身在资本游戏中的参与者，才能深切的了解在资本的世界里，唯资本意志为王。于是，背景深厚的资本精英们祭出了他们手中的的利器，也是他们的底牌——资本。俗语讲：“财大气粗”，雄起的资本为了繁衍生息以退为进，以资本撤离要挟足协放权，可是G7的呐喊表面上中气十足，暗中却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当职业联赛初期，阔绰的老板们将大量的资金投进足球市场时，他们对自己在这一市场中能够占据怎样的位置并无成算。球市的火爆，对地方政府政策倾斜的期待，对占领足球市场可能带来利润的乐观估计，都成为他们先后投资足球的理由。由于外部经济形势变化，更由于足协对市场利益的垄断，他们所得到的与原来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他们发现自己似乎始终站在失败的一方，老板们感觉自己在一场“不公平的竞争”中被戏弄了，于是当他们遭遇银根紧缩时，集体闹革命也是为自己另谋出路。
中超元年，10年无欠薪记录的国安开始拖欠球员工资了，上海国际在与印尼三林公司的赞助合同中止后也要为以往的挥霍还债了，辽足每年都是在靠转卖核心球员维持生计，始终扮演着欠薪专业户的角色，而去年还建系组派的健力宝今年也经营不善，无力担负球员工资，据不完全统计各家俱乐部共计欠薪5450万元，是职业联赛历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革命在此时爆发的真正原因也显露无余——足球资本的无力综合症。
各企业是中超联赛的合法股东，而不是中国足球的赞助商，他们参与运作的是一部商业化的盈利机器，目的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打造一个“我出钱，你来办”的政绩工程。足协无义，资本无情，当资本遇到重创，无力的资本当然要进行最后的挣扎，G7的改革也就应运而生。
原则上足协在中超联赛中以无形资本充当股份，他们自然深知有形资本对自己生存的重要性，而两家也并非一枚硬币的两面，斗争的焦点停留在由谁主导改革，又由谁来决定尚未分配的利益的去向，可以说无力的资本在革命初期显见成效，只是改革进行到何种程度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还要看资本的革命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