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上的“萎靡”，作为国家队根基的足球联赛在今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衰退趋势。无论是新装出炉的中超、中甲还是容颜依旧的乙级和女足，2004年的联赛真切地感受到了无人关注的尴尬。更为遗憾的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并未换来联赛管理层和从业者的警觉，反而是争议不断，事故频出，最终演化为中超元年的所谓“改革风暴”。
其实，发生在俱乐部和足协之间的这场争议究竟算不算是“革命”，现在还不得而知。某些关于中国足球的大反思从一开始也许就加入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颇有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厘头意味。当罢赛成为投资人的要挟手段，当开会成为足协的拖延借口，也许“改革派”和管理者都应承担中超元年才开局就面临崩盘危险的罪与罚！
中超元年的争议“硝烟”与末代甲A的无序一脉相承，只不过更加明显和严重。3月份，中超联赛尚未开锣，关于部分俱乐部的中超资格已经是争议不断。面对中国足协言之凿凿的中超俱乐部标准，无论是成绩还是软硬件设施在去年甲B俱乐部中都属一流的长春亚泰开始据理力争中超名额。然而，中国足协在3月14日的一纸裁决宣告了亚泰冲超梦想的破灭，此举也让俱乐部的硬件配备、财务状况、梯队建设等一系列中超准入标尺几成空谈。息事宁人可以暂时平抑矛盾，但这种“弹性管理”模式却直接导致了中超联赛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问题不断。
随着联赛的深入，中超及中甲联赛球市冷淡、争议四起的种种矛盾开始显现。但因为国奥队的奥运会预选赛出局以及随后举行的欧洲杯、亚洲杯和奥运会等大型赛事，联赛矛盾被暂时掩盖了起来，直至10月2日北京国安在联赛中公然罢赛。
国安罢赛本是一个个体事件，但由于足协在处理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使得联赛罢赛这种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最终不但没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还引发了新一轮的罢赛风波———大连实德、上海国际……纷纷借位罢赛粉墨登场。“改革派”，一个并不新鲜的词随着以实德老总徐明为首的俱乐部同盟的形成而频频出镜。
10月14日，中国足协对“国安罢赛”作出处罚。国安俱乐部虽然被扣分加禁赛，但其中却出现了足协公开处罚裁判这样有违国际惯例、明显带有安抚俱乐部意味的缺乏原则的“先例”。然而，足协的做法并未使俱乐部满意。10月17日，徐明发布13份联赛改革文件；10月18日，中超联赛全体委员会召开，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认为足协应向球迷道歉。阎世铎则代表足协做出“五点总结”；10月22日，八家俱乐部投资人在香河聚会，出台8大改革建议；10月25日和11月7日，俱乐部方面两次召开投资人联席会议；11月20日，中国足球研讨会在京举行……一次次的集会和讨论，中国联赛改革一时间风起云涌，在11月17日中国队提前告别06年德国世界杯后更是达到极致。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以改革为名屡屡为中国足球现状痛心疾首的人，本身却是联赛和中国足球问题的相关者。辽足等“穷”俱乐部欠薪早已是尽人皆知，在今年夺得了职业化以来第一个冠军的深圳健力宝竟然也欠薪10月有余，不知高呼改革的“革命者”们是何感想？无视市场规律，无视道德法律，本身就是不少俱乐部的固有顽疾。我们不禁想问，以罢赛这样的极端行为作要挟的“革命者”，他们是真的想改革中国足球吗？还是只想让联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而以足协以前的处事方式和态度，又怎能让改革彻底呢？
联赛的“改革风暴”发展到今天，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据悉，俱乐部方面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攻势”，而足协则在整天的文山会海中苦寻对策。其实，这样的对峙对于包括联赛在内的中国足球的未来并无益处。真正抛开一切私心，切实为足球改革出谋划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步骤，也许才是“改革”的最佳出路。
2004年的中国足球联赛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罪与罚，它能等来属于自己的功与赏吗？希望这样的等待不要太长！ 本报记者李元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