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中国足球十年最大失误！

　　编者按：南京晨报近日刊登一篇新闻：资深记者担任足协掌门人？中国足协董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回应：无中生有。但众多媒体都饶有兴致地进行猜测。成都商报采访了中国足球资格最老的两位记者汪大昭和毕熙东：汪大昭开玩笑地说“是吗？什么网址？我要去看看”，毕熙东“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大官帽，予以了坚决否认”。

　　虽是谣传，但在中国足球百废待兴的当下，足协主席这个职务由谁来当、该做什么 ，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编者联系了汪大昭先生，提议以《假如我是足协主席》为题赐文，汪先生拒绝了。但对给中国足球改革尽匹夫之责，老汪依然不吝赐稿。

　　2004年是中国足球不平静的一年。它遇到了中国所有运动项目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严峻挑战，这本是一条少有选择余地的路，不是十字路口，也不是丁字路口，不进则退。眼下的中国足协深化改革工作小组香河基地会议或许被视为启动的标志，其实，按照会议程序，先期的准备工作早已着手展开。可是，足球改革进行了多年，标志性的会议和决策也可以数出好多，麻烦却有增无减，以致很多人对又一次提出深化改革不抱希望乃至不感兴趣。

　　中国足球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首要的事情是什么？虽然事已积重难返，让人觉得头绪纷杂，然而，没有比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点东西更要紧的了。早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现在可以说，中国足球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忽视学习。尽管俱乐部、职业化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都非中国足球的发明，而是从足球发达国家学来的，但没有理解本质和精髓，没有弄清国情和环境，充其量只是照葫芦画瓢，限于皮毛的学习到头来注定似是而非。

　　中国足球改革从起步之时，少有人真正读懂足球发达国家用上百年实践写成的职业联赛“教科书”，倒有人热衷于采取与职业化格格不入的举措打造足球市场。撂下轻车熟路的行政管理，改用制度管理的理念面对历史的机遇与挑战，勇气再大，也还是会被自己的知识和习惯所制约。十几年来，除了举办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中国足协从未大范围高标准地组织过整个足球界的学习，无论是基础还是专题，在学习问题上欠帐太多，一向好使的行政手段也没有用于开展学习。不仅足球管理机构，中国足球的任何参与者不痛感“书到用时方恨少”，都难以摆脱自以为是。不懂经济，不懂法律，甚至不懂比赛规则，居然能够在足球圈里吃嘛嘛香。

　　社会发展、市场经济、职业体育等等，各有各的规律和规矩，容不得主观意志和“特殊情况”。非法交易从球场转到市场，再转到赌场，最终都要通过假球这个载体获取利益。但是，究竟有多少人仔细研读过《刑法》、《体育法》、《公司法》等，掌握了打击这些龌龊行为的武器？仅凭热爱中国足球的一片诚意，却缺乏学习，无异于“手无寸铁”，尽管起劲地呼唤司法介入，总是看不见净化的到来。

　　中国足球的负面形象吸引着传媒和球迷，终于，连对手和国际足球主管机构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来。今天中国足球很像一名不好好念书的顽皮少年，屡教不改，说是不那么受宠了，毕竟多数人舍不得弃它而去。昨天还是四肢发达大脑简单，今天忽然变得既懂经营又懂管理，哪儿学来的这么大本事？知识暴发户值得怀疑，如同怀疑暴发的老板，两者相争，谁能服谁？

　　中国足球在体制上的障碍迟早要有所突破，以过犹不及的道理而论，难说早突破比晚突破哪个更好，而适时突破则需要参与足球的各方面取得共识。加速穷尽现行体制下的发展空间，才能促使突破障碍变得水到渠成。

　　一位曾经在甲A俱乐部任职的总经理以自己的感触结论说：“看来，我们的职业化搞得有点早了。”在专业技能、社会道德、人品素质、行业规范、文化格调、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学习、借鉴和吸收都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缺乏诚信为本的生存规范照样可以混迹于足坛，甚至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得寸进尺而乐此不疲。无论什么人，借助什么堂皇的外衣和招牌，制造和推销伪劣的足球“产品”，保护因此而获得的现实利益或争取获得更多的眼前利益，都必将为深化改革所不齿。

　　邓小平同志十几年前曾以特区建设为例，说“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对照这段话看看今天的中国足球，糙、假、黑、赌，样样都是在露出苗头的时候未能予以认真对待和有效解决，直至蔓延成灾，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不惨痛！

　　时近岁末，到了盘点的时候。算清是赔还是赚，意在确定来年再干的方略，而不是为了洗手关张。中国足球走出低谷是艰难的，又是必然的。它需要自信，而不是自负。增强自信的方法唯有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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