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焱
本报执行总编张可在天津康师傅战平鲁能之后，在头版上起了一个“五年一步”的标题，其实我倒是觉得不妨起为“五年一梦”。
从1999年到2004年，在这五年间天津队异常艰难地完成了一次跳跃，一次从第七到
前六的“跨越式发展”。从来没听什么人说过“前七”，似乎只有排在六名之前才能彰显一个俱乐部和球队的成功与崛起，但我真的不明白一名之间就会有这样的天渊之别、好恶之分吗？当然除了一进一出的50万美金额外奖。
“前六”对于天津队和泰达俱乐部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一场在梦里的追逐。很多人肯定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在沉沉的梦里，不管是被歹徒追杀着，还是在追赶着别人，反正自己一直在玩命地跑，但就是跑不到尽头。等到终于到达了终点，梦也就该醒了，被子也早被双脚踢开了，暴露着自己的身体，一览无余。
天津队为了这个“前六”梦足足追了五年，12月4日猛然惊醒，梦想成真，但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即便是泰达人自己都很清楚，没有进行任何庆功仪式的必要，因为“前六”下面暴露着太多的问题，甚至有些痼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还超过了“前七”的时候。
没有追求不行，但同时谁心里都明白：追求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实在和有用得多。
又到了该进行总结的时候，我曾经想把去年或者更久远时写的总结类文章拿来稍加修改，毕竟中国足球总在年复一年地轮回，而天津队的现状并没有太大改变。但不可否认，中超元年对于天津队而言，并不仅仅是联赛换了名称、增添了一个气派豪华的主场，2004年中在俱乐部和球队周围，发生着太多的纠葛与是非，多得远远超过降了级的1997年、中途换帅的1998年、金志扬愤然离去的2000年。
既然是总结，就不能抹杀天津队在这一年中，尤其是下半年中值得书写的振奋，谁都不是一无是处。讲一个人或者一支队的“是”，很简单，好事总是摆在明面上，好话总是最容易说出口。
最困难当然还是挑明那些“非”，因为“非”总是最难一言以蔽之的，总是难以单纯地归咎于某一个人。于是我们的总结篇只能演化成评点天津队一年中的“是与非”，以及一些琐碎的“是非”(变成念作轻声的是非)。
不一定要弄清是非曲直，其实也很难彻底弄个通通透透。前几天一位绝对老资格的体育圈前辈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除非你真的干足球这行，否则里面的事情你永远不能完全搞清楚，别人也不会坦白地交待给你。”
这就像是分析戚务生的得失成败，评论刘春明的功过是非，纵论俱乐部里的恩怨情仇一样，恐怕包括他们自己也难说清楚，因为角度与立场的不同。
但就算无法说清，有些事不能说清，天津队也不能一直流连在“前六”的美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