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克
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这样一系列的语句形容郎效农，足球圈内大概少有疑义。但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一个兢兢业业于事务性工作的模范官僚，成为了被打击被围剿的对象。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历史学家黄仁宇笔下的海瑞——“他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结果却是，“其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好人郎效农遭弹劾，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革命党”人柿子专挑软的捏，他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同情。然而，老郎身上浓郁的悲剧性色彩，他的祸从口出，其实实属必然——作为中超联赛的主要倡议人和总设计师，他的的确确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他真心实意地想搞好中国足球。即便他极清楚制度设计本身问题重重，以及体制的种种弊端，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充当卫道士，不惜粉身碎骨捍卫他以为正确的东西；但阎世铎们不同，他们将中超联赛视作是一种政治资本，一种政治秀。众人喝彩之时，他们会站出来将风头领尽；众人倒戈之时，他们又会摆出一副支持改革、顺应民意的架势。
郎效农一向的声色荏厉，与阎世铎时而强硬时而屈服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郎效农总是铁面包公形象，似乎永远在抗拒“革命党”人的争权要利，为此他甚至会使用罕见的文革语言；而阎世铎不同，他既可以与“革命党”把酒言欢，又可以在获得更高级别的官员撑腰之后拍桌子大骂。
好人难有好报，这是属于郎效农的个人悲剧。而其个人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正确的人，却活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在一个错误的体系内，好人往往会办坏事，而且他办起坏事来，性质比坏人办坏事更为恶劣——因为他自信是好人，自诩是好人，自命是好人，他一直如此自信、自诩或自命，从来不疑有他，就连外界也是如此评价——他是如此地理直气壮，然而，他却成为了最顽固的阻挡改革的卫道士，他变成了一种反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错误的体系内，真的会有“独善其身”的好人吗？就好像有人踩在粪坑里而高叫自己不臭一样，这可能吗？
我惟一的忠告是：想要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就不能做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