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两个意大利人中就有1个憎恨尤文图斯？”几年前，曾有一本书使用了这样的标题。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每两个意大利人当中有1个喜欢尤文图斯。作为在亚平宁半岛乃至全欧洲拥有最多球迷的俱乐部，尤文禁药案审判结果的宣布显然吸引了太多的关注。
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媒体总体对都灵法庭的判决感到一定程度的不满，因为
尤文首席执行官吉拉乌多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事实上，法律不能代替情感，不管有没有吉拉乌多在未来控方上诉后被判有罪这种可能，不管被判入狱22个月的尤文队医是否是一个“替罪羊”，把这桩禁药案放在世界足球反兴奋剂运动的大环境中看，其成就仍然是绝对值得肯定的——1998年至今的不懈调查，成就足球界首例因为使用EPO(促红细胞生成素)而被送进监狱的案件。
2002-03赛季毕尔巴鄂中场古尔佩吉药检呈阳性，但古尔佩吉只是遭到短暂停赛，禁赛令很快就被取消。至今，西班牙人所谓的司法介入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与此次尤文队医受罚相比，西班牙人在此事上并未显示出公正。
当负责尤文禁药案的检察官瓜里尼耶罗被问起“足球界到处是兴奋剂，只有尤文受到审问”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因为这发生在我的辖区内。”的确如此，因为只有泽曼提出了指责，因为泽曼仅仅指责了尤文图斯，尤文图斯属于都灵检察官瓜里尼耶罗的辖区，于是司法调查就开始了。
这一事件对于深陷危机中的中国足球的启示在哪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部门在公众事件面前的反应能力。此次禁药案的特点，是司法当局在泽曼的公开指责后就立即介入，直到司法审判结束后，意大利奥委会和足协才会在本行业行规范围内对相关人等进行适当的处罚。这和此前的赌球案非常相似，当时也是警方在调查黑手党的时候发现了线索，立即进行调查，最后才把一切交给足协处理。
《米兰体育报》前主编卡纳沃在谈及中国足球危机时说：“在腐败、禁药假球和超龄问题面前，中国足球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足够的相关反应。”此话直接命中主题。前陕西国力队主帅卡洛斯也曾表示：“在巴西，如果对赌球等问题的质疑和指责已经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出现，司法机关早就直接介入了。”
意大利1989年颁布的《401法案》就是针对体育舞弊，尤其是为打击地下赌球，针对“任何企图用金钱来左右在意大利奥委会注册的各种体育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法律是允许赌球的，这是为什么意大利司法部门没有对球员们进行宣判，因为没有找到他们操纵比赛的充足证据，只有他们参与赌球的证据。
但俱乐部从业人员不能涉赌，涉赌将违反意大利足协禁令，因此最后的判决权才回到了意大利足协的行业处罚范围。但在中国情况并不相同，只要涉赌就是违反法律。由于我们的司法部门并没有类似的处理经验，当首个涉赌传闻出现的时候，足协就有义务请求司法部门调查，因为这种传闻本身就可能破坏一个属于人民的公众事业。但可惜足协没有请求，司法也没有介入，以至于丑闻越闹越大，最终让中国足球的名声被毁损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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