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那一夜无关中国足球的未来

　　打破坚冰必须深入到总局和体制的层面，否则，一切都是泛泛而论，一切都将不了了之

　　很多人这样诠释11·17中港之战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导向作用：如果中国队大胜后取得了小组出线权，那么明后年的中国足球还有热闹看，但足球改革恐怕就没戏了。如果中国队出局，那么未来两年由于国家队没有重大比赛，中超联赛又实在没法看，中国足球必将陷入一片死寂中，不过汹汹的民情将迫使有关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基于这种诠释，不少人希望中国队不出线，甚至越窝囊越好。这样中国足球还能痛定思痛，在绝望中寻求新生。

　　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这样的诠释也有一定道理，中国队确实也很窝囊地出局了，但基本上，中国足球不会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运行。如果有新生的话，也只有等待一场超越足球、波及整个体育系统的大革命爆发后才会产生。

　　11.17无关中国足球的未来，中国足球的死结在于体制和人事，以及存在于整个体育系统中的锦标主义，或金牌文化。

　　一次残酷又辛辣的大胜

　　《一千零一夜》让我们领略了某些阿拉伯人的狡诈，23年前的沙特人更曾很现实地给我们上过一课。不料，11月17日，中国队又被科威特人像猴一样给耍了。一个进球，只比你多一个进球，科威特人不仅把你这个种子队给灭了，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你的智商、你的尊严。

　　这几年中国足球忽然成了权贵们的宠儿，经常能蒙受不正常的厚爱，说到底是中国的巨大国力和市场的因素，换句话说，足协是在大肆透支国家信用。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谁都在搞交易，我们干吗要假冒清高？此说不假。问题在于，人家是场内场外双管齐下，我们却把“足球外交”当作全部的赌注，进而把足球异化为政治，最终中毒上瘾，并造就一批足球政客。

　　中港大战中，汉家军从来没有这么漂亮地赢过，换来的却是输掉了一切，包括生存权；中国球迷很久没有这么享受过足球了，但终场哨响才发现7比0的辉煌战果恍若7颗硕大的苦果，苦涩得足以让中国足球几年内都缓不过劲来。

　　在既定的体制和人事下，中国足球每一个自选动作都铭刻着罪与罚的宿命。

　　无所寄托的足球改革

　　惨败之后，每个人都会作痛心疾首状，发一些大而无当的宏论，比如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先生说，我们还是要搞好联赛，搞好青少年足球。几乎忘了是谁年复一年地作出肢解联赛赛程，甚至不惜一再取消升降级等决策的。至于改革派，更是登高一呼，中国足球不改革就要完蛋了！

　　话说得一点没错，但这些人，我们可以信赖吗？

　　诚然，山坳里的中国足球非常需要徐明那样的大佬，运用种种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手段去逼迫足协革自己的命，但徐明们本身却是不太可靠的改革者。不说其动机和出身的旧账，在过去的二十来天里，上海的徐泽宪已经淡出了中远，徐明最得力的助手张海卖掉了所有的健力宝股份，国安的罗宁早就失去了耐心，只是碍于“首义者”身份而派了没有实权的张路参加20日的投资人会议。屈指一数，所谓的改革“七君子”早已名存实亡，所谓的投资人只剩下徐明一个人是货真价实的。

　　至于徐明，过去几期文章中，我们已经剖析了其投资足球的赢利模式，这个模式与现行的中国足球体制无法兼容，足协这两年大肆围剿实德系，已经封杀了其基本的生存空间，更遑论赢利了。既然足协依然把徐明视为对手，既然派系足球本身缺乏任何法律和民意的支持，职业足球大联盟更遭遇体制的厚墙，在可预见的三五年内基本不具有现实性，因此，徐明的撤退是必然的，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而已。

　　“革命党”阵营如此松散，如此说走就走，中国足球的未来怎么能交给它们去打理呢？然而，足协更是一个无法寄托任何希望的主，既定的金牌战略体制和官本位的利益驱动机制，令任何足协版本的足球改革都缺乏诚意，同时，以国字号球队全系列溃败和中超濒临崩盘之超级恶劣的经营业绩，由足协一手把持的“深化改革”，根本不可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悲哀，谁都说要深化改革，谁都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最有能力主持改革的两大强权却各自存在着致命的软肋，而改革者缺位的改革能够成功吗？

　　中国足球的死结在总局？

　　徐明的对手，其实不是足协和阎世铎，而是体育总局或体制。不要说老阎不会接受徐明那种踢开足协闹革命的挑战，即使愿意坐下来谈，也不可能过总局那一关。不说别的，总局下面的十几个运动管理中心，没有一个能像足球中心那样，每年可以上缴几千万利润。相反，奥运会上的那32块金牌，每块都是由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钱烧出来的。

　　既然这架取款机对总局的金牌战略如此重要，怎么能让俱乐部去支配呢？在很大程度上，号称天下第一运动，又惟一形成了产业的足球是总局的一个形象工程，更是一个筹资的窗口。职业化这十来年，总局下达给足协的基本任务，除了出成绩，就是搞钱。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不能影响这两个基本功能，在实在出不了成绩的情况下，搞钱的功能就不能再丧失了。

　　不得不指出这么个事实，与伍绍祖时代还比较注重体制改革、注重全民健身相比，现在的体育总局似乎只对金牌战略、对发彩票融资感兴趣。当年，伍绍祖把足球当作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现在，突破口还只是突破口，除了篮球，其他体育项目一个都没有跟进，足球改革本身也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当年，伍绍祖曾设想把体委改组成体育总会，各项目司(运动管理中心)则民间化、民营化，现在，这个话题提也没人再提。

　　人们看到的变化是，总局除了大发足球彩票，还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把分散在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财权集中到了总局手里。有知情者称，阎世铎其实也很难，足协除了要继续向总局上缴巨额收入外，2003年后，由于没有独立的财务运营权，收和支都要通过总局，即使有钱也不能随便投。比如由阎世铎极力推动的，2002年才开始实施的，计划每年耗资900万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工程，才搞了一年就不得不半途而废了。

　　至于推出中超，固然有重塑联赛基础和重建游戏规则的良好期望，但不可否认，决策者有着强烈的借此新概念、新平台大规模融资的内在冲动。阎世铎不隐瞒在条件成熟时，把中超整体包装，公开发股票上市的意图。按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即便上市成功，募集资金的大头还是属于足协而不是俱乐部，而按体育总局的财务体制，最终这笔巨资将进入总局的账户。

　　总局的算盘打得精，那些投资人的商业脑袋更不笨。过去，他们更在乎足球的交换价值和寻租价值，因此不太计较投资足球的直接产出，现在，市场环境变了，旧的赢利模式不行了，于是他们也就无意再干由他们埋单、让政客们捞政治资本这种好事，于是他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国足球再不改革就要完蛋的道理。

　　足协的出线足球肇始于总局的金牌战略，足协的垄断经营又迫于总局沉重的筹资压力。有必要指出这么个事实，尽管福特宝公司的经营，乃至这个官办公司存在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这个以垄断经营足球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其实际控制权并不掌握在足协手中，而是总局。(本刊特约撰稿周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