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到晚关注中超投资人第三次联席会议，得到的只有失望。无论是投资人还是中方专家，都缺乏对先进国家足球环境的亲身体验，因此讨论过分停滞在“中超改革势在必行”、“联赛产权归属”等问题。这种停滞，对于中国足球的改革和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事实上，“联赛产权”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它属于足协毋庸置疑。众所周知，历史上是先出现足球俱乐部然后才有足协，先出现各国足协才有国际足联。但是，国际足联
章程规定联赛产权属于各国足协，并不是为了保证各子协会借此赚钱，而是保证两点：1、足球运动的公众体育性质，一旦联赛产权可以不属于足协而属于某企业或私人，足球运动将脱离其公众性质，这当然是当地球迷也不会接受的；2、国际足联的各种竞赛规则得到实施，保证足球运动的世界性，否则足球运动将面临地方规则过多而无法统一的危险。
正是因为多数国家都遵循了“先出现足球俱乐部然后才有足协”这段历史，他们才没有经历所谓“联赛产权”的纠纷事件。但作为民间组织，足协是在各俱乐部出让一定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的主要功能是“协”，不是经营，更不是替代、凌驾和总管各俱乐部的经营。足协拥有的“联赛产权”，仅仅局限于“联赛”二字，而这个“产权”由参加联赛的各俱乐部共同出让构成，因此足协的每一次对其使用都必须征得所有俱乐部的同意。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足协独断专行，继续以自己独霸“产权”为由宣称“缺了谁都可以玩，”恰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官僚权力剥夺了足球在中国的公众性质，构成了对国际足联相关章程的严重违犯。
一位意大利中游俱乐部赞助主管告诉记者，中超投资人的火力点集中在福特宝拿走电视转播权、19块主要广告牌和禁止19种商品招商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足协独霸“联赛产权”严重侵犯俱乐部主场经营权的最大体现，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联赛中都是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
以意甲为例，俱乐部联赛主场比赛转播权、主场广告经营权完全是俱乐部的私有权，甚至连比赛用球都必须使用主场球队指定品牌。俱乐部各等级赞助商林林总总，包括主赞助商、技术赞助商、机构赞助商、供货商和商业合作伙伴等多个级别。赞助商根据产品分类更是细得不可再分，例如上赛季AC米兰大大小小80多个赞助商中，通讯产品赞助商席位就被移动通信(TIM意大利移动通信)、手机(索尼爱立信)、电话号码簿(黄页)、移动多媒体业务(H3G)等多个企业占据。即使是本赛季新升入甲级的巴勒莫队，也拥有大小36个赞助商。
意大利联赛统一出售的是联赛冠名权(TIM)，但其品牌标志仅仅体现在参赛球员的联赛袖标上。同样，英超联赛集体出售联赛电视转播权，无论在决策还是分配方案方面都需要得到所有俱乐部的签字同意。一位意大利南方小俱乐部的总经理告诉本报，“集体出售转播权的‘英超模式’优越性是和单独出售转播权的‘意大利模式’比较出来的，中超俱乐部现在讨论采取何种模式并无意义，关键还是要让自己的主场经营权得到坚实保证。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联赛权利的任何一次集体出售和利益分配，都是由职业联盟来完成的，和足协并不发生直接关系。”
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规定，“运动服装、啤酒、汽车、航空公司、软饮等共19种商品属于福特宝控制范围。出于独家保护和排他性商务管理，各家俱乐部不得在冠名、胸前、背后服广告中出现这些商品的名称。”当记者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意大利多家俱乐部相关人士时，他们不禁反问道：“中国俱乐部还如何生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初他们为什么又接受了？要知道，运动服装(球员)、汽车(俱乐部)、软饮(运动员和球迷)、啤酒(球迷)、航空公司(外出比赛)等产品在俱乐部赞助商系统中必不可少，这19类商品之外，几乎只有赌博公司和避孕套广告可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阎世铎的中超不仅没有学到西欧联赛的任何经营模式，反而比起王俊生的甲A也是一大倒退和亵渎。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或许也明白西欧联赛的运作，但他们选择的却是“世界杯”和“亚洲杯”的运作模式，即国际足联和亚足联垄断赞助商，拿走几乎全部广告牌，东道国从门票、旅游等方面盈利，7月份亚洲杯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对此抗议过亚足联的“独断”。但这是天经地义，东道国是赛地提供者，和俱乐部进行主场经营是两码事。
转手把“亚洲杯模式”拿过来搞自己联赛，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愚昧无知，另一种则是善于学习并精于算计，懂得如何偷梁换柱实现足协自身利益最大化。
笔者给投资人联席会议的建议，就是把讨论重心从“联赛产权谁属”转移到“俱乐部主场经营权的确认和保护”上来，而这个目标，是可以也是必须通过国内现有的行政和法律资源实现的。不要过分寄希望于国际足联的干预，因为经营问题并非国际足联热衷干涉的范围，就算别人同意过问，中超俱乐部要解释“当初为什么我同意了”，也得费上半天功夫。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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