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等几个富商，以罢赛、威胁退出中超为起步，最后开始筹建“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要踢开足协闹革命。其实，这几个大老板造反，就像历史上的造反者一样，他们想推翻一个皇帝，但真正的目标，还是自己当皇帝。革命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一个皇帝换下另外一个皇帝而已。
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对官办的事业本应该避之而唯恐不及。为什么
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往中超或以前的职业俱乐部这样的官办架构中扔钱呢？
说白了，这些中国的商人，和西方的商人不是一种动物。西方的企业精神，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是受新教伦理的推动。商人发了财，马上把自己的好运视为上帝的恩宠，认为上帝选定自己管理这些财富，所以顿觉得责任重大。这也就不奇怪，许多西方的清教徒商人，赚了钱就想着如何扶助社会公益。人家的基金会这么发达，和这一精神传统有关。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无商不奸。商人对自己没有很高的道德期待，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在金钱之外最大的关心，就是如何理顺自己和官场的关系，保证衙门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垄断利益。所以，传统的商人赚了钱，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买个官做。现在不是满清，有钱买不来一个市长当。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买一个这个城市最出风头的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当如何？记得有位市长说过：“足球比下岗工人还重要！”足球有这么大一个轿子，哪个大老板不想坐呢？
有了这种买官做的心态，大老板们纷纷投资足球，也顾不上核对一下自己的账本。这样，足球的经营，也不过就是官商勾结，没有小老百姓什么事情。足坛腐败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商人能够像西方的商人那样，赚了钱马上想到上帝的恩宠，想到为上帝经营好这笔钱、扶助社会公益，想到守好自己的天职，那么他们即使愿意兴办足球，也会换一种玩法。以下就是笔者对他们的一点“调教”。
首先，你们不应该向俱乐部投资。应该做的，是像笔者所倡导的那样，兴建中国的农民足球，通过足球来扶贫。你们可以给一些穷困的农村中小学提供经费，保证孩子的教育，同时进行足球训练。越穷的地方，成本越低。真要有几个成材的，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财产。你们可以把他们卖给欧洲的俱乐部。
第二，设立足球奖学金，供一些有足球才能的孩子上大学。同时，和中学、大学系统合作，建立一个有竞争性的高中和大学足球联赛。这样培养了足球人才，也为孩子们提供了教育机会。美国职业体育的高水平，实际上大半还是建立在这种学校体育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大老板们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使成千上万的穷孩子受益，在社会中赢得广泛赞誉。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向足协摊牌。各路大款，联手经营大学联赛，有了好队员，可以卖到国外，也可以卖到国内的职业俱乐部。不过，大学生运动员，拿的就是大学生的奖学金，物美价廉。你可以有个什么北大实德队、清华现代队。这牌子一旦打出来，就不仅是企业的一块足球的牌子，而是对社会的一个宣言：我们这个企业，已经把许多根本上不起学的穷孩子送进了北大清华！这样其他小企业也会纷纷效仿，和小大学联手经营大学生队。大学联赛就会风起云涌，最后把足协办的职业联赛压倒。
十年后，企业经营的大学生全明星队就会和足协经营的、从职业队选拔出来的国家队对阵。如果大学生队赢了，中国足球属于谁的问题才会真正被提出来。
中国的职业足球已经死了。为了中国足球的前途，企业和足协应该彻底脱钩，经营业余足球、教育足球，创造一个新的架构。“十月革命”的失败，本质的原因是那些大老板从来没有另起炉灶，没有自己的道德权威，而是只图在既有的官僚架构中重新瓜分权力。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即使成功，也不可能给中国足坛带来任何生气。
(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