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中国足球改革反思录(上)

　　2004年10月，一个最适宜足球比赛的季节，却发生了中国足球改革十几年来最剧烈的震荡，部分足球俱乐部以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与中国足球运动的主管机构进行了一次强力碰撞———

　　足球改革反思录(上)(体坛焦点)

　　本报记者　汪大昭

　　争执起于10月2日北京现代队与沈阳金德队的一场中超联赛，裁判员的一次判决引起北京现代队的激愤，继而拒绝了裁判员和中国足协立即恢复比赛的要求。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通过按期比赛和暂停降级的决议，两天后各俱乐部均表示服从，持续20多天的风波告一段落。

　　行规不该如此苍白

　　中国足球运动的法制状况始终是各方面争议的重点，一方面重复着说过多年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另一方面暴露出规程本身存在不合时、不合理、不完善之处。

　　中超联赛规程第二十三条规定：中超联赛中的违纪行为和事件由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负责处理，并没有说还要有什么条件和手续。但是，纪委会只是足协下属的一个专业委员会，未必能够依章独立行使权力。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多次强调，该谁管的事情就由谁负责，足协必须发挥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纪委会不过是拿出个处理意见，公布之前存在很大的变数，情面、关系等因素曾经有过不同的影响。

　　国安的罢赛事实和处罚规定都很清楚，导致罢赛的理由本不是纪委会应当考虑的因素。可是，中国足协在事情发生后12天才公布处罚结果。比夜长梦多更糟糕的是顾此失彼，贻误时机还要用“大局”和“慎重”来解释，加重了自身权威的动摇和公信度危机，一步步陷入被动。另一运动项目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对足协自取守势和突破原则界限的退让之策做出评价———窝囊！

　　足球界一向只在内部处罚执法失误的裁判员，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将评议组对国安与金德比赛裁判执法无误的认定透露给传媒，又通过复议推翻上述认定，并公开处罚了当值裁判员。如此出尔反尔，即便只是操作上的败笔，也酿下无穷后患。继国安罢赛后，大连实德队也做出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恢复比赛的举动。要求裁判员撂下比赛先去看录像，不改变判罚就不开球，中国的职业联赛从业者居然这等荒唐。无论怎样事出有因，这种为所欲为的违纪行为都严重损害了足球的整体形象和根本利益。

　　用错误的方法纠正错误，古人称为饮鸩止渴。整饬足坛风纪为什么杀一不能儆百，值得深思。

　　俱乐部为利益而生

　　职业联赛，究其本质，应看作商业行为，还是体育运动？一位球迷在网上发表意见说，“今天的体育与商业已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一旦中超联赛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成为各股东的游戏乐园，我总觉得会出问题，商人是把利润放在第一位的。”

　　是利用足球发财，还是利用市场运作发展足球？多数情况下，中国足协与俱乐部投资人嘴里说出来的都还动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在写给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的“情况说明”中提出质问：“俱乐部每年都要投入数千万元的资金，如何向投资人交代？谁还会白白投入大量资金？”随后，杨祖武在中超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国足球投资人的利益已被巧取豪夺”、“职业联赛开展多年，仍然在行政手段的掌控之中”。

　　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把高投入演变为高成本，背上了难以卸下的包袱。起初，国安俱乐部提出的目标是改善足球环境，维护公平竞争。随着部分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的磋商，目标转向了确立俱乐部对中超联赛的产权地位，争取联赛的经营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一时间，“造反有理”、“揭竿而起”、“踢开足协闹革命”等危言耸听的标题和口号充斥报端和网页。

　　中国足协在创办中超联赛前就明确要求俱乐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改制，现在的俱乐部门前都挂出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中国足协面对的不仅是一家家会员俱乐部，而且是一个个企业法人，不充分尊重和维护俱乐部的利益，足协的日子不会好过。10月26日，阎世铎明确表示“要使俱乐部在中超联赛中能有更多的发言权、管理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在经营上要积极筹建中超公司”。其实，哪些权利属于足协？哪些责任应当俱乐部承担？中国足协究竟是职业联赛的管理者，还是经营者或变相的经营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中国足协该不该在职业联赛中有自己的利益？这些问题在中超联赛创办时就该先搞清楚。观念上混淆事业与产业的区别，势必带来运作上的政企不分。越俎代庖的事情是不能做的，哪怕做得问心无愧。

　　球迷能打动谁的心

　　足球运动的意义不只在职业联赛，它还兼有多元社会功能，包括教育、文化等。中国足协必须考虑到足球运动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重大比赛成绩的突破，没有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参与，足球的未来就难有光明和美好可言。人气永远是第一位的。阎世铎明确表示，“如果置球迷的利益和愿望于不顾，就背离了中国足球发展的宗旨”。

　　就在中国足协执委会做出决定后，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交锋，再现了两队多年联赛中激烈和精彩的对抗。这场比赛，到场观众虽然不过七八千人，但看台上大片绿色着装的忠实球迷一声接一声地高喊“国安必胜”。面对这个在工体回响了11年的声音，不知坐在主席台上的俱乐部要员作何感想。俱乐部的决策可以有多种考虑和选择，但不能对球迷的呐喊听而不问。

　　从规则上说，中国足协执委会的决定并非上策。有球迷在网上提出，“取消降级的做法根本是违反体育竞赛精神的，修改赛制只能在比赛开始前，怎么能在进行到一半时提出？”此话不无道理。但是，作为参赛俱乐部，明智的做法是抓住时机，打好余下的比赛，积极锻炼队伍，为日后的竞争积蓄力量。否则，到头来，吃亏的必是虚度这段时光的队伍，蒙受损失的还是球迷。

　　中国足协希望边比赛、边改革，投资人也承认“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持有浮躁、急躁、焦躁的心态”。在此共识之下，中国足协如何兑现承诺，用行动给俱乐部、也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这事关自己的公信力，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