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国足球改革小组业已成立，以杨一民牵头。事实上，中国足协也必须要开始承诺的改革，否则，当下次危机到来时，这次给它全力支持的权力就该向它严厉问责了。最近而且可能巨大的危机就是11月17日的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一旦中国队被淘汰，局面将非中国足协所能控制；事实上，徐明集团第一次点火就是借助10月14日中国队输给科威特的风势。
资本以彻底打碎权力赖以生存的现有体制的方式去革权力的命，换来的只能是权力对资本的断然打压。徐明集团应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当然，这种冲动而非理性的所谓“革命”，往往是真正改革的助产剂。
拨开阎世铎10月26日讲话与执委会四点决议的公文迷雾，可以看到这样的实质内容：中超框架内对俱乐部参与管理和经营权下放的承诺要落实；改革可以突破中超框架；除所有权外，中超管理权、经营权等都可谈。可以断定，以当时事态的严重程度，这绝非阎本人与足协能完全定调。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权力机构祭出了一把双刃尚方剑，在对徐氏革命“斩首”的同时，也释出了对中国足球的改革要求。
对即将开始的改革，我们仍应对俱乐部方面抱更大的期望，因为与自大颟顸的官僚机构相比，资本要有活力得多。只有在资本的不断冲击下，官僚机构才能迈出它应有的步伐。但俱乐部必须转变思想和策略，方可能把握历史的机遇。
对俱乐部来说，要尽快出击以争取改革的主动权。首先要在俱乐部间实现真正的联合。七家联合事实上是一种分裂，是徐氏革命的过分激进，造成了俱乐部间的分裂而弱化了力量。俱乐部方必须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也只有建立在真正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才是有力量的联合。目前而言，中超规划中责权利的落实，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团结全体俱乐部的基础。通过对这些有早有共识的共同权益的努力争取，才能建立起俱乐部间对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更多共识。昨天徐明与尹明善共进晚餐是个良好的迹象，虽然据说他们并不是因为“革命”话题而坐在一起，但能做私人交流，肯定比不交流反而互相打嘴仗，更有利于产生良好效果。
而作为一种必须的联合机制，要以建立起俱乐部间的联络协商与协调机制为目的，尽快具体落实投资人联席会议制度。要对这一制度赋予首先是俱乐部间联合机制的新内涵，如果投资人联席会议只是投资人与足协定期开个会，投资人各吹各的调，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足协进行对话协商甚至谈判，这个机制就是个失败的机制。
其次但并非不重要，应主动对体育局系统进行公关工作。这次徐明们把事闹大以“迫”总局来支持自己的策略弄巧成拙，搞得体育局系统不仅面对面打压，更要直接介入未来的改革小组。这一权力系统既然绕不过又躲不开，那就主动去争取它的支持。不要简单化把体育局系统的介入看成是障碍，与足协相比，它才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真正权力源，争取其助力而不是与之对抗才更明智。
应该指出，这次争斗俱乐部虽然打着争取、维护自己应得权力的旗号，把自己打扮得比窦娥还冤，但社会方方面面却漠然相对，这与近年来如孙志刚案那样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维权运动相比，形成鲜明对照。因为这只是两个利益集团间的单纯利益纷争，而两方面又都是烂苹果。作为对这两者起促进与监督作用的第三方---媒体和球迷，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不应为任何一方无原则地廉价唱赞歌甚至立牌坊，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观察它们，不断揭出他们各自冠冕堂皇的话语与行为背后的实质，以督促他们去做更多真正有益于改革的事，而不是单纯相互争斗谋一己之私。
现在，足协与俱乐部都被逼上了改革的疆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做改革者，也就都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请牢牢记住：在中国，乱世里就连刘邦之类流氓无赖也可以成功夺权，但在治世中，烂苹果永远都不会成为让人信任的成功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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