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我们预言，“革命党人”寄予厚望的投资人会议又是一次务虚会，而中超执委会所通过的4项决议，基本上宣判了由以实德为首的部分俱乐部投资人所主导的中超革命已经夭折。未来，中国足球只有改革没有革命，改革主导者则易手为足协。至于改革的大方向、大框架，人们在阎主席洋洋洒洒的讲话中捕捉不到任何实质性内涵，令人十分担心，足协版改革是否只是应付外界压力和领导指示的虚招，最终将淹没在无穷的官样文章中。
革命的巨大功勋足以载入史册
徐明式“革命”的夭折几乎是必然，尽管据说得到7家顶级俱乐部签名支持，看起来声势很大；又以英超版的职业足球联盟为蓝本，似乎很先进很科学。但这种革命，其价值从一开始就被牢牢地局限于破坏性而非建设性，即在打破中国足球万马齐喑的窒息氛围，和打破中国足协包办一切的落后体制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在中国足球面临全面崩盘危机时，这是一种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大功勋。
不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首义者通常不能成为真正的旗手，因为他们往往过于偏激。虽然偏激有其必要性，但偏激通常不能包容最广大的利益主体，而任何革命如果不能代表最广大的民众利益，必然难以为继。
徐式革命恰恰存在这样的致命软肋。它对中国足球落后现状的痛心疾首也许非常震撼人心，它对中国足协昏庸无能的无情指责也许极大地宣泄了球迷的愤懑情绪，同时它所主张的职业足球联盟也许很契合人们关于理想国的梦想，然而，它的视野、语境和诉求带有太明显的资本的气息。徐明显然过于看重资本的力量，而没有意识到，即使在纯粹的职业足球时代，投资人也只是诸多利益主体中的一部分，且还未必是至高无上的那一部分。资本所有权当然要尊重，但政府的权威、球迷的情感、教练球员的权益和媒体的责任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尊重和确立呢？
比如，“革命党人”动辄扬言罢赛，或许罢赛是制约足协、推动改革的一大利器，但是不是应该首先评估一下，罢赛对球迷权利的侵犯、对其他赞助商利益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足球国际形象的损害呢？进一步而言，老板们试图挟所拥有的球队以令足协，却忘记了，通常与俱乐部只有一年期合同的职业教练和职业球员并非是他们的永久私产，可以随便不参加职业联赛而参加所谓的义赛。
10月26日过后，在中国足球大舞台上，徐明及其职业联盟革命就将成为过去时。但中国足球的改革趋势不容逆转，这既是体育总局的意见，更是避免彻底崩盘的惟一选择。决策者务必明白，“镇压”了革命党人，只是化解了地方诸侯对中国足协的逼宫危机，或资本对权力的直接挑战，中超崩盘的危险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峻了。一旦徐明等资本大鳄的撤退，就将愈发加重中国足球贫血症，也使得众多潜在的投资者对中国足球更加望而却步。如果中国足球真的像某些官员所主张的那样，重回举国体制＋专业足球的老路，那么可以断言，必将出现更大规模的撤资潮，而青少年投身足球事业的热情也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谁鞭策足协推进实质性改革？
我们一直主张，职业足球联盟只是革命的远期目标，在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做也只能做的，还是在中超委员会的框架内的深化改革。中超委是一个由足协出面协调组织，所有会员单位都认同的管理中超联赛的最高机构，以此为平台进行的改革将不会遭遇任何政策上法律上的障碍。因此，人们即使要革足协的命、夺足协的权，也应该在中超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事实上，这本身就有很多文章可做。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对这次国安罢赛事件的处理，中超章程明明规定首先要由中超委员会提交报告，足协纪律委员会才能照章处理，实际情况却是，足协的主席办公会议决定了一切。再比如，“革命党人”一再索要的联赛经营权，其实完全不必等待那个职业联盟的成立，中超章程明文规定，联赛的经营将由中超开发公司全权负责，而中超公司由各俱乐部出资认股，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和运营。也就是说，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敦促足协按其在3年前所公布的蓝图去完成中超公司的组建，并落实中超委和中超公司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与职能，根本毋须推倒重来。
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革命了。从中超筹备了3年，也已经开打了大半个赛季，但中超委员会还只是花瓶一个，中超公司更了无踪迹看，足协所讲的改革，通常只是诸如俱乐部3000万的赢利指标、三级梯队之类针对“下面人”的革命，而从来没有意识到最大的问题是足协自身。另外，中超设计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缺陷，比如，中超委员会看似是由各俱乐部代表组成的民主体制，但既然按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怎么还能保留足协一票否决的特权呢？更可笑的是，中超委员会成立了，中超公司也早就规划要成立，但联赛的管理经营权仍然把持在足协各职能部门及福特宝的手中，若不是现在徐明等资本势力揭杆而起，似乎将世袭下去。
在“革命党”被“镇压”下去后，足球界面临的急迫使命是，由谁，通过怎样的机制去鞭策、制衡足协推进实质性改革。 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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